前言：
作者Debbie Carlson，道琼斯公司编辑。专注于大宗商品，具有十年以上期货交易所研究经验。曾参与策划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和巴伦周刊关于大宗商品的报道。
作者丨Debbie Carlson
翻译丨李佳璇 芝华数据
在与期货市场密切相关的产品故事中，这一时刻定义了它们在150年里所取得的进步。
当玉米、小麦和燕麦期货合约在1877年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这12个创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人，绝没想到他们创造的是一个能够每年在全球交易上万亿美元的工具。
虽然CBOT成立于1848年，它仍然花了将近30年来创造标准化的工具来以今天决定的价格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交割的方式来买卖粮食，Fred Seamon说，他是CME集团谷物和油籽部门高级主管。
在成立之初，CBOT专注于粮食交易，这代表了价格发现和价格透明度的开始，Seamon说，但是这仍然只是一个季节性现金交易市场，因为农民和商人只在收获季节才进行交易。芝加哥能够成长成为一个大城市，主要是因为它坐落于密歇根湖，同时也是一个主要的铁路枢纽，但是即使拥有关键的航运和铁路线，在收货季节时商人们仍然在处理大量流入城市的粮食方面有困难。
这种情况在芝加哥的储备设施的建立时发生了变化。很快，储备所有者和农民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够等到收获年度之后再出售粮食就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Seamon说。因此，第一批远期合约开始了，这些逐渐演变成了玉米、小麦和燕麦的标准合约。
“正是那些1877年签订的合约成为了第一批期货合约。正是由于芝加哥储备设施的建立驱动着第一批远期合约，以及最终演化为期货合约。”Seamon说，玉米、小麦和燕麦合约最终引领了全球期货产业。
140年之后，它们仍然关联着全球谷物价格基准，同时玉米期货合约是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商品期货之一。为了更好地了解数量的增长，在1921年，目前能获得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数据显示，当时每年的玉米交易量是117万份合约，而到了2016年，每年的成交量达到了创纪录的8560万份合约。
小麦的交易量同样在2016年创造了记录，3100万份合约被交易，大大超过了1921年的250万份合约。尽管燕麦的数量不如1921年，1921年是530738份合约，而2016年是225230份合约，那是因为美国不再消耗那么多燕麦了，因为汽车的发明取代了马匹运输。
几十年来，粮食期货主要反映国内市场的情况，但是在2000年到2006年这段时间，一系列事件使得粮食市场变得更大、更面向全球了，Season说。
第一个变化是将玉米合约改为河流交割，这影响了墨西哥湾出库码头的定价，他说，这是必要的，因为几乎所有在芝加哥的粮食储藏点都被关闭了。已经有几个河流和铁路点决定提供小麦给墨西哥湾的码头。
“真的是从这一点开始，市场开始从以国内市场为主向发现全球价格的国际市场发展。全球参与度也开始增加。”Seamon说。
另一个大的变化是在2006年推出的日间电子交易，使市场面临着更多的国内和全球参与者。这个时候，大宗商品繁荣正在持续，除了传统粮食交易商、农民和其他传统的非商业参与者，又增加了大量的新参与者。
电子交易有很大的不同，Karl Setzer说，他是爱荷华西本德的MaxYield合作社的分析师。“我可以坐在中西部农村的办公桌上，立刻就能得到合适的匹配，”他说，“以前我在上午九点半下一个单子，它可能直到下午一点都可能不能得到匹配。”
基于屏幕的交易也帮助合同保持优势。尽管区域性的粮食市场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世界的不同地方，CBOT的流动性吸引了全球绝大部分的参与者，使得CBOT市场保持着它的领头羊地位，Seamon说。
Glenn Hollander，Hollander和Feuerhaken的合作伙伴，他的家人曾经在上世纪初期在CBOT工作，反映了市场的演变。他说随着交易量的上升，越来越多与农业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使得粮食市场变成了一个资产类的市场。
Setzer同意粮食市场反映了新参与者的兴趣。“谷物可能反映道指和纳斯达克正在做什么，但它们也可能反映了乌克兰或者南美洲正在发生什么，”他说。
期货期权给市场参与者更多的方式去对冲风险，Seamon和Hollander说。这里有标准的月度期权，甚至有短期期权，像周度期权，这些让使用者定制对冲像USDA作物报告这些事件的风险，Seamon说。
Hollander说，随着更多的非商业性的市场参与者的加入，价格不一定是纯粹根据农业基础原因进行交易，而是可能反映额外的经济影响。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与农民和最终用户有关，是他们获得全球范围内的价格发现和价格透明功能的一种方式。
“印第安纳的农民或者南美洲的农民可以回头看看期货市场是在上升还是下跌，因而他有可能了解市场发生变化的迹象。如果他们的出价没有改变，他不必依赖XYZ粮食公司……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出口买方和加工厂，”他说。
历史最久和最大的玉米种植者协会爱荷华玉米种植者协会的首席执行官Craig Floss表示，这些合约对全球食品供应链至关重要。这些合约为生产者和最终用户带来了稳定，尤其是那些粮食生产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
“显然，一个国家不想与不可靠的伙伴进行交易，”他说。“这种法律形式的合同给了双方一些信心相信交易将会达成。当涉及到人民的饥饱问题时，如果双方不能确定需求，没有国家会愿意相信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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