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淞沪会战80周年：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先贤
今年是淞沪会战80周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场大战役，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时至今日，虽然硝烟已经散去，但是历史不容淡忘。6月26日，以“全民抗战中的上海与国际友人”为主题的2017“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举行。
谢晋元将军的家书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中陈列的谢晋元将军写给妻子的信（复制品）。 王珍 摄
今年的论坛引入了新媒体元素，每位主旨演讲人都事先录制了一段视频。视频中，谢晋元将军之子谢继民向观众展示了父亲参加淞沪会战前夕写给母亲凌维诚的一封家书，其中提及“日内即将率部进入淞沪作战，特修寸笺以慰远念。”谢继民在论坛演讲中表示，这说明写信的时间是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夕，父亲即将率领第262旅从无锡开赴上海迎敌。这封信也将人们的思绪带回了80年前的那段烽火岁月。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又制造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不断挑衅，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状态。1937年8月11日深夜，时任第88师262旅中校参谋主任的谢晋元奉命组织该旅524团从无锡出发，开赴上海。8月13日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进攻。524团立即予以还击，就此开启“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大幕。
当时日军依仗海陆空优势火力，叫嚣“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谢继民表示，当时在中国军队中存在关于中国与日本开战会不会赢的争论，“但是父亲一直秉持‘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惜死’，始终认为只要抱定决心，中国就不会亡”。在接到在四行仓库断后掩护的命令后，谢晋元与一营长杨瑞符集合部队作简短动员，说明奉命掩护大军撤退并据守四行仓库这个上海唯一属于中国军队守卫的国土，第一营已是离开大部队的一支孤军。公共租界英军见到谢晋元率部孤军死守四行仓库，身处绝境，多次婉劝卸去武装，退入租界，并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对此，谢晋元坚决予以拒绝。他说：“我们是中国军人，宁愿战死在闸北这块领土之内，也决不放弃杀敌的责任。”从猛烈的枪炮声中，中国民众知道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杀敌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深受鼓舞，纷纷汇集在苏州河南岸和附近高楼上观战和助威。当时上海《申报》刊登一篇特写：“朝曦初上，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
“父亲在信中表示一心为国杀敌，履行一个革命军人应有的职责，为国不能顾家。但又始终放心不下年迈的父母，幼小的子女，只能把一切重担，都托付给母亲。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杀敌，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谢继民说。
陈鹤琴与报童小学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每当听到这首《卖报歌》，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陈一心总会想起自己的父亲陈鹤琴。在抗战时期，陈鹤琴和赵朴初、刘湛恩在上海办难民教育和难童教育，当时被并称为“难民教育三君子”。
陈一心回忆，1938年初，父亲陈鹤琴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简称慈联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任副主任，赵朴初、陈望道、陈选善、韦悫任委员，朱启銮为教育组组长，并聘请朱启銮、周克、丁瑜、杨昌镛、吴宝龄等5人组成巡视组，指导各收容所难民教育，扩大了难民教育的合法权力。
抗战爆发后，陈鹤琴发起组织“儿童保育会”，被推选为理事长，办报童学校。当时报童仍住在收容所，他们在街头卖报认识了街头许多苦孩子，于是把这些苦孩子组织起来，进行学习。1938年春，报童学校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办了起来。从外滩到静安寺，从杨树浦到曹家渡，陈鹤琴因地制宜，分点设校，陆续办起了10所报童学校，吸收了3000多名报童。报童学校学生中有一些人，后来参加了新四军。
“抗战时期父亲在上海办难民教育不仅注重教育和培养难民的谋生本领，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陈一心介绍，在中共地下组织推动下，由陈鹤琴为首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在全市各区办起11所夜校，吸收工人、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成为一支活跃在“孤岛”上的文化战斗队伍。
抗战中的国际友人援助
安全区里的难民和孩子们。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潘光在论坛上表示，在80多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许许多多国际友人支持、帮助了中国人民，应该记住他们。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发生后，上海的外籍友人立即掀起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浪潮，不但发表声明谈话，而且纷纷捐钱捐物，积极救助中国难民。波兰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Hans Shippe）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抗日前线采访，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奥地利记者魏璐丝（Ruth Weiss）写了多篇谴责日本侵略的报道，遭到日方抗议。加拿大友人莫里斯・科亨（Morris Cohen，汉名“马坤”）曾任孙中山先生的副官，后成为中国军队的将军，以“双枪科亨”著称。他奔走于世界各地，为中国军队争取外援和采购武器装备。苏联英雄佐尔格领导的情报组为苏联和中共获取了大量日本高层及军方的机密情报，包括日本进攻中国的计划和部署、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等，为打击德日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贡献。
饶家驹神父。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为救助上海难民作出重要贡献的法籍天主教神父、震旦大学教授饶家驹。上海国际救济会由饶家驹等发起，于1937年8月13日建立。该会成立后，即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震旦大学校园内建立了三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6,000余人。9月7日，又设立第四难民收容所和第五难民收容所，后又在钱庄会馆设了第六难民收容所。然而租界内毕竟地域狭小，容不下太多难民，大批难民在租界外处境困难。到1937年秋，眼看中国军队即将撤离上海，饶家驹预见到难民问题将更趋严峻，遂提出在租界外的南市设立保护难民安全区的设想，并为此四处奔走。最终饶家驹以高超的斡旋技巧提出了一个用自己名字命名的特定区域“饶家驹区”（La Zone Jacquinot，也称“饶家驹安全区”），终于获得各方认可。“饶家驹安全区”开创了一种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而且要保护战区平民。德国人约翰・拉贝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正是根据“饶家驹安全区”模式，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
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张云、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挥也分别作了主旨演讲。本次论坛由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主办，上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心、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