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归葬在他的家乡尉氏县阮庄村，他的后人常去其墓前祭奠。
□记者丁丰林文张琮摄影
核心提示丨魏景元四年，对竹林七贤来说是黑色幽默的一年。随着嵇康被害、阮籍病死，山涛、向秀再度出仕，刘伶罢官不知所踪，竹林七贤自此风流云散。嵇康临刑前的一曲广陵绝响，把魏晋名士的风度推向了极致，但在这极致之后，中国文化史上就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年代，魏晋名士开放不羁的灵性，也再未出现。
刑场托孤，嵇康与山涛的“假绝交”
汉魏时期的洛阳故城，在现在的洛阳城以东约15公里外，洛阳偃师市首阳山镇境内。首阳山镇的石桥村西南方，有洛阳故城的建春门遗址。由此向东，入眼皆是齐膝高的麦田，无数人从这麦田边经过，不过鲜有谁能想起，在一千八百年前，嵇康就在这里被害。据《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建春门外一里有东石桥，桥南有魏朝时马市，刑嵇康之所也。”魏晋时期，马市的中心有一个凸起的平台，嵇康受刑就在平台上，现在也已荡然无存。
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曾和嵇康一起打铁的好友吕安，被自己的兄长诬陷入狱，嵇康为吕安辩护，被司马昭以“害时乱教”的罪名逮捕入狱。与嵇康旧有嫌隙的钟会，也趁机进谗言陷害。次年，三十九岁的嵇康和好友吕安都被处死。
临刑之前，嵇康从容抚奏了一曲广陵散，也将魏晋风度推向了极致。身前，有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嵇康，请他来太学任教，但这一要求未被同意。
在这人群之中，如果有山涛的话，他一定也会流下眼泪。尽管在此前一年，嵇康因为拒绝山涛的举荐，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公示与山涛割席绝交。这一封绝交书也让山涛的形象在文人心目中跌到谷底。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中，嵇康一口气列出了自己的“七不堪”和“两不可”九个不做官的理由，将自己的一生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地揭露庸俗世态、虚伪礼教和功名利禄的假面具：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
在别人看来，有了这样一篇绝交的檄文，两人的关系必然彻底决裂，但嵇康在被问斩之时，却没有把一双子女交给自己的兄长，而是托孤给了已“绝交”的山涛，并给儿子留下了“巨源在，如不孤矣”的遗言。而山涛也未辜负所托，不但将嵇康的一双子女抚养长大，还力荐嵇康的儿子嵇绍做了官。
由此不难看出，嵇康和山涛之间的信任有多深，《与山巨源绝交书》表面看好像是封绝交书，但我们不妨大胆推测：
首先，嵇康清楚自己的境况，他娶了曹操的孙女长乐公主，不论主观还是客观，他都是曹魏家族的人，而山涛站的却是司马家族的队。山涛是个政治家，他最终还做到了三公的位置，其眼光必然独到，他向司马昭举荐嵇康，其目的很可能是让嵇康和司马家族建立联系，缓和关系，以保住嵇康的性命。
但是，嵇康知道自己是绝对不会被司马家族容忍的，早晚会被除之而后快。如果自己出事，以他和山涛的关系，难保山涛不受牵连。也许正是为了迷惑司马家族，保护山涛，嵇康才想出“绝交书”这个障眼法。有了这样的推测，我们或许更能理解嵇康临终托孤的举动。
风流云散，最坏又最好的时代
阮籍和嵇康，之前两人选择在同一年辞官归隐，此后，两人又在同一年先后辞世。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对竹林七贤来说，是极其黑色幽默的一年。
这一年，三十九岁的嵇康被害。此后未久，阮籍接到一个政治任务：为害死阮籍的司马昭写一份《劝进表》，为野心家的“称孤道寡”呐喊铺路。不能明着拒绝，阮籍只得故技重施，连着醉了几天，想拖延过去，但是元老重臣郑冲一定要阮籍写，专门派人等在床边。糊弄不过去的阮籍，只得违心口述了一篇《劝进表》，此后一个多月，阮籍在冬天里去世。
阮籍《咏怀诗》第二十首里有句：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近人王国维评述说，仅以此句而言，最能和“杨朱泣歧路”工整对仗的，不是“墨子悲染丝”，而是“阮籍哭穷途”。在中国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阮籍一样，最终活成了在自己诗句中工整对仗的典故。
还是这一年的冬天，向秀在去洛阳的途中经过山阳，路过嵇康的故居，追昔抚今，感物伤怀，凄凉悲怆之下，写下千古名篇《思旧赋》：
“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向秀的好友嵇康、吕安，都是死于司马昭之手，而向秀此次的洛阳之行，却是去接受司马昭的接见，进而做官。夹缝中求生的向秀，哀怨之情在心，又不能尽皆发泄，只得借“国家残破，今不如昔”的黍离之悲来纾解自己的感伤。
又过了三年，公元266年，刘伶应朝廷对策，提出“无为而化”的主张，被晋武帝司马炎斥为无益之策，罢官夺职。此后，一生半醉半醒或者说佯醉佯醒的刘伶，就常在晚霞之下，找个朋友，驾着鹿车，到野外喝酒，一边喝一边对朋友说：“如果喝死了，把我就地掩埋就行了。”刘伶也就此淡出人们视线，死于何时，葬于何地，皆无记载。
自此，竹林七贤正式风流云散。王戎和山涛两人的官越做越大，最终都成为了西晋重臣。不知他二人后来有没有再回到旧时的竹林，想起当年七人同游，纵酒高歌，鼓琴舒啸的时光。
从公元205年，竹林七贤的老大哥山涛出生算起，到公元305年，竹林七贤的小弟王戎去世，七个人的生命空间正好跨越了一个百年。
中国现代哲学家宗白华认为，魏晋时代，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的时代，但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自魏晋六朝之后，中国文化史上就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年代，魏晋名士开放不羁的灵性，也再未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