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法制报记者在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陈列室采访
□河南法制报记者马国福/文通讯员刘龙选/图
礼之起源纷繁复杂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具权威的制约因素。因此，礼在当时也成了制约人们行为的法律。
“关于礼的起源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不同的说法，十分复杂。”洛阳市地方志协会副会长马正标说，“大家都认为礼的起源很早，几乎在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之初，就可以看到礼的诸多形迹。”
马正标介绍，礼源于宗教。当人类为自己创造出人的世界的时候，人类也创造了一个神的世界，人的一切行为都由神来支配。由于这一原始观念的影响，先民认为一切礼仪都与鬼神有联系。
礼源于对人的欲望的抑制。这种观点以荀子为代表，荀子认为，人天生好利厌贫，追求耳目声色，趋乐避苦，有填不满的欲望。于是，古代圣人就制定礼仪，抑制人的恶性，培育人的善性，使欲不穷于物，而能按照实际情况，各安其位，各享其有。这样，礼就成了抑制人们欲望的法宝。
礼源于商品交换。《礼记·曲礼上》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喻户晓的礼节，也是人们交往的准则。
礼的起源除以上三种观点外，还有“礼以义起”“礼生于理，起于俗”“礼源于人性”“礼源于饮食”等说法，这些说法也符合礼制史的一些实际，因而也都能自成一说。这也说明礼的起源不是单一的。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礼是由传统和习俗形成的行为规范。从人类早期的生活实际以及儒家经典《礼记》中的有关论述来看，最早的礼仪，可以从原始人们的饮食行为中找出一些线索来。”马正标引经据典，来证明这种观点，“中华民族把食放在民生的首位，称之为‘民以食为天’。因此，饮食之礼也就成为一切礼仪的起始点，所谓‘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记·礼运》）。”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当作酒壶，用双手当酒杯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
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界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心理。
礼的发展是由简到繁的，大抵一种礼俗的形成，最初总是简单朴素，发之自然，毫无修饰，经过人们有意识的加工以后而变得烦琐。《管子》一书中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说法，可以看出，知礼节或礼节较多的民族，都是古代经济较为发达，衣食生活比较充足的民族。
那么，夏代的饮食之礼又是如何呢？
饮食大礼圣人所履
“人先吃饱吃好了，才能去干其他的事。”偃师市文物局副局长鲍虎欣说，“在社会生活中，饮食永远是第一位。在洪水泛滥的大禹时代，更是谁能解决百姓的饮食问题，谁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戴。”
夏代的饮食之礼，可以分为“大礼”和“小礼”两大类。饮食之大礼指的是社会的领导人解决民众饮食问题的决心和具体行为及实际效果。荀子有一句名言，叫作“礼者，圣人之所履也”。圣人如果能使社会财富丰足，民众有吃有穿，这才真正是饮食文化中的“礼之大者”。没有圣人带领大家为丰衣足食奋斗，锅里面根本没有可吃的东西，还去讨论餐桌上的礼仪，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大禹是夏代饮食大礼的创导者和实施者。大禹一方面致力于治平洪水，另一方面着手解决民众的饮食问题，“与益予众庶稻鲜食”。大禹让他的助手益马上解决民众的粮食问题。等大禹引导九川的水入了海，田间的积水也疏通到河中去以后，“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当时禹一方面分配好手头的食物，另一方面在“食少”的情况下，“调有余补不足”，相当于配给供应，让大家都有的吃。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组织所有民众生产自救解决饮食问题。
太康失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家的命运堪忧，主要问题还在于饮食之“大礼”没有解决好。这一乱就是数十年。后来少康出生，因表现出色，当上了食官“庖正”，管民众的饮食问题，他所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收夏众”，把流落在外的夏国民众收编起来，靠这支力量打回夏国。如何“以收夏众”？最主要就是让他们有的吃有的穿，然后才能组织他们、利用他们的力量打回夏国。
食之小礼忧患意识
夏代的食文化中，包含着某种忧患意识。《鬻子》称夏禹“一馈而七起，日中不暇饱食”，禹一想起天下还有那么多老百姓没吃饱肚子，经受着苦难，他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是以自己的善行来为百姓作出榜样。食文化的具体礼节，就是“食之小礼”。夏代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换交替的时代。因此，在食礼上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殊色彩。“夏人相信他们的食品是上天赐予的，因此要祭祀上苍。”鲍虎欣说，“据相关文献记载，祭天的食礼尽管很朴素，但必须是按时的。”《礼记·礼运》有这方面较为具体的记载，在祭天之食礼开始时，人们在石头上烧烤黍米和猪肉，作为奉献给上苍的祭品，并在就近的地上凿一个小坑当酒樽，再在这个“酒樽”中倒上清水，然后人们围着祭台唱歌、跳舞，以此来表达对天地鬼神的敬意。祭祀完，祭祀者将祭品一食而尽，夏人以为这样做是人神共享。
“合族聚食”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礼俗，整个家族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共饮共食，强化亲情。在原始社会时，所谓聚食主要是团聚，聚食时可以为所欲为。而当夏时，聚食的主题变为“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导以德行，别以礼义”了。“别以礼义”比较充分地表现在宴席的座次上。席有主次，一席间也有长幼尊卑之分，坐错了位次轻则被斥责，重者被处罚。这种“合族聚食”，一般在聚食开始时，会由族长训词，“教之尊长、养老、见孝悌之道”。这时的合族聚食已是严肃有余而宽松不足了。二里头遗址出土大量形态各异的陶器。河南法制报记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的带领下，来到出土文物仓库，这些文物琳琅满目、形态各异。
从个体观察来说，有深腹罐、圆腹罐、花边罐、捏口罐、高领罐等，这些千姿百态的陶器中可以想到夏代民众饮食等生活状况。夏代已进入了“家天下”时期，小家庭的每日餐饮成为“常食”。“殷因于夏礼”，从殷商的常食可以想到夏的常食，殷人一日两餐，上午九十点钟一餐称“大食”，下午睡前一餐称“小食”。想来夏人常食的情况也差不多。“地下发掘表明，夏代已有刀、叉、箸（筷子）等食具，可以肯定的是，夏代人不再像原始人那样抓食了。”赵海涛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