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实验室是一种世界通行的科研基地形式，兴起和发展于二战前后，主要围绕国家使命，从事基础性和战略性科研任务，通过多学科交叉协助，解决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问题。在不同国家，国家实验室名称各异，有的叫“国家(或联邦)实验室”，有的叫“国家科研中心或研究所”，也有的叫“学会、协会或联合会”等。一些发达国家已建成一批高水平的国家实验室，诞生了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获得了许多科技创新成果。
集中式科研攻关，避免各自为政
美国从20世纪上半期就开始建立国家实验室，迄今已建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国家实验室系统，在全球具有较大影响力。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研究员崔晓文介绍，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布局一般充分考虑大学及大型工业企业的需求及优势，从而有效凝聚和整合全国科技资源，更好发挥国家创新平台和增长引擎的功能。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柴之芳表示，综合性强是美国国家实验室一大特点。美国能源部对国家实验室的要求是：“应当更注重科学领域的交叉点，而不是各个学科内部。国家实验室的价值，在于它们能从事高校或民间研究机构难以开展的交叉学科综合性研究。”以位于纽约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为例，它有4个研究方向：先进加速器、同步辐射、分子影像和核成像、计算科学；下设8个科学中心：功能纳米材料中心、神经成像转化中心、计算科学中心、辐射化学中心、环境科学中心、国家核数据中心、加速器物理中心、与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共建的脑科学中心，可谓“一业(核科学技术)为主，惠及其他”。
国家实验室实体化、大规模运营的好处，是便于组织管理科研团队，集聚优势力量，在重大前沿科技领域快速取得突破，避免各科研团队各自为政。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所研究员何建华说：“我国的重大科技专项虽然也是目标导向、任务导向，但都分散在多家单位进行。这种集中式科研攻关，值得我们借鉴。”
大科学装置，不能仅仅是一个平台
还记得人类首次在琥珀里发现的恐龙尾巴吗？科学家们借助上海光源等装置发出的同步辐射光，获得了这段尾巴的纳米级“X 光片”，最终确认这是来自白垩纪手盗龙的尾巴。正在建设的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拥有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等大科学装置。这与同样依托大科学装置的美国国家实验室相比，有什么明显不同？
上海市科学学所研究员任奔认为，上海的大科学装置作为一个专业性研究机构和研发平台，在我国科技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美国国家实验室相比，它在开展综合性、跨学科研究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曾在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工作的何建华介绍，拥有先进光源(ALS)、粒子加速器、分子铸造工厂、电子显微镜等大科学装置和先进仪器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有雇员5000人左右，其中的科研人员分为长期人员(类似于固定人员)、项目聘用(聘期通常为5年)、短期聘用等类型。不少科研人员在高校兼职做教授，使实验室项目与高校科研、人才培养紧密结合。何建华回忆，他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物理生命科学部工作时，部门主任、副主任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市科委基地处处长过浩敏认为，上海的大科学装置目前较好地发挥了平台作用，为许多科学成果的产出做出了贡献，但除了继续对外开放，也要建立起一支颇具实力的科研队伍，使大科学装置的价值最大化。
成立专业机构，“吆喝”科研成果
上海交通大学周岱教授曾牵头有关国家实验室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课题研究。据介绍，德国的国家科研机构每两年会对研究项目进行同行专家评议，其结果作为下一阶段给予该研究所经费的参考依据。一般是先阅读定量数据为主的状态报告，随后实地考察了解情况，最后通过集体讨论形成评价报告。日本的理化学研究所于1993年设立了由海外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内著名学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每隔7年对主任研究员进行一次非常严格的科研成就评价。目前我国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一般由政府主导进行周期性评估，以国内专家为主，只有在某些领域会聘请一些国外专家。周岱指出，对于未来国家实验室的科研项目，政府要逐渐实现“管评分离”，在同行专家评议中引入一定比例的国际权威，使得评价更加国际化和更有针对性。
据了解，美国国家实验室都把技术转移作为服务国家的一个重要使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来促进技术转移并形成激励机制，使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的企业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人员、设备、方法、专业知识以及广泛的技术信息上实现共享。眼下，上海一些科研机构在成果转化上做了许多有益尝试，周岱建议，未来的国家实验室可以建立并不断加强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转移机构，为科研成果大声“吆喝”，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解放日报记者 黄海华 俞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