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对器物现代化的超越 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胡伟

记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什么？

胡伟：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有的。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这些探索主要由一批上层官僚、精英推动，在城市和社会的表层进行，而没有深入中国社会进行深层次动员。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我们党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发动群众，尤其是能够把农民科学地动员起来。

另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现代化探索大多不涉及观念上的深层次革命，根本上缺少对人的启蒙。中国共产党是在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中成长起来的，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理念，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是搞现代化最核心的一些东西。

记者：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具体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胡伟：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三个方面，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概括。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强调“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指出“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后来，我们党相继提出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上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集中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对器物现代化的超越，是中国现代化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记者：中国的现代化有何独特性、原创性？

胡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讲，我们党在其中扮演了设计者、推动者、保障者的角色。

首先，现代化要进行一个整体的设计，描绘一个具体的蓝图。

其次，蓝图设计好了，还要有执行力。我们党的一个强项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做事情的效率高。

再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力保障了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理论上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更加公平的现代化。新时期，怎样实现更加公平的现代化，在共同富裕上迈出坚实步伐？我们正在探索的路上。

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是“串联式”现代化，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并联式”现代化。我们既要搞工业化，又要搞科技革命，还要关注社会公平、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很多后发现代化国家都面临类似问题。但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作了很多思考和谋划。比如，统筹兼顾、“十个指头弹钢琴”、协调发展、新发展理念等，都致力于解决“并联式”现代化的问题。

记者：下一步，怎样扎实推进现代化？

胡伟：现代化的任务非常多，重要的是把多年来形成的规律性认识落实好。

比如，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制度软实力还不强，在国际上也缺少话语权。新征程上，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应该更加协调、和谐地发展。

再如，现代化发展不能光有概念指称，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而需建立更全面的衡量指标，进一步把目标量化，包括在一段时间内基尼系数下降多少、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多少等。

这项工作很庞大，但很有必要。可从相对容易的领域开始做起，慢慢增加、扩大衡量指标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