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的一天，在安阳市北关区某宾馆3楼，17岁的小楠与前男友的现任女友小静打了起来。小静通知朋友王某（17岁）等人赶来，双方发生互殴。在此过程中，王某的脚跺在了小楠脸部，致使小楠双侧鼻骨骨折、鼻中隔骨折，构成轻伤二级。2017年7月，公安机关将王某抓获，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向安阳市北关区检察院提请逮捕。承办人发现，王某作案时系未成年人，认罪悔罪，无前科，出于“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对王某作出不逮捕决定显然更为适宜。但是，法律效果上的适宜并不等同于社会效果上的妥当，此时双方尚未达成和解，小楠身心遭受的重创并未得到弥补，在双方都是未成年人、都需要保护的情况下，对王某采取不逮捕措施无疑不利于双方社会关系的修复，甚至会激起被害方更大的怒气。经过一番思量，承办人意识到，该案的关键不是捕与不捕，而是如何做好工作，力促双方和解。
审查逮捕期限只有7天。
事不宜迟，承办人在王某母亲在场的情况下快速提审了这个稚气未脱的大男孩，当问及是否愿意和解时，王某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但王某的母亲却沉默了。许久，她才表示家中经济条件有限，如果对方索赔过高，那只能“宁将牢底坐穿，不赔一分钱”。听到此话，王某眼神黯淡下来，伤心地低下了头。
有和解的意愿就是好的开始，承办人遂进一步向王某及其母亲释法说理，从王某的成长经历聊到人生方向，使王某及其母亲逐渐意识到该案和解的重要性。最终，王某母亲同意回家商量商量，再筹措一下资金。
暂且做通了嫌疑人一方的工作，承办人又将视线转向了被害人小楠。小楠在母亲的陪同下走进询问室的时候，承办人注意到手术之后她的鼻子依旧是塌塌的，这对于一个刚刚18岁的女孩来说，显得有点儿残酷。询问了小楠治疗恢复的情况之后，承办人认真听取了小楠关于此次事件的详细讲述。小楠是被害者，但同时事情也是因她而起，她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小楠说，她与王某之前素不相识，不存在积怨和矛盾，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从内心来讲，她的目的不是让王某去坐牢，如果王某真诚道歉并赔偿损失的话，她是愿意原谅王某的。听到这里，承办人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既然双方都有和解的意愿，那么工作的基础就有了。
接着，承办人就赔偿数额与小楠作了进一步沟通。说到赔偿数额，小楠的母亲略显激动。她说，女儿遭了大罪，一开始对方表示愿意赔偿8万元，他们一家也接受了，谁知对方又变了卦，称家里只能拿6万元。“我们一家想将事情赶紧了结，虽然对对方的态度有点不满，但还是接受了这个数额。没想到对方得寸进尺，又将数额降到了4万元！”这一下，小楠的家人彻底愤怒了，坚持少于5万元不行，而且要求参与打架的小静等人也一并赔偿。闻此，承办人有点儿措手不及，没想到其中还有这些弯弯绕。承办人决定先稳住小楠一方，向王某家里了解情况之后再说。
送走小楠，承办人拨通了王某母亲的电话。在得知小楠家的要求之后，王某母亲在电话中激动地哭喊起来，说自己家中贫困，原先答应的4万元已经包括了小静等人给的赔偿款，如果小楠还不同意，那就让王某去坐牢，说完就挂掉了电话。听着话筒里传来的“嘟嘟”声，承办人心里有点着急，如此不配合的家长，如何为孩子争取最好的结果？
时间不等人，承办人理清这其中的关系，明白小静等另外未被处理的几人是症结所在。他们虽然不用负刑事责任，但王某是因帮小静打架才触犯法律的，小静等人也参与了打架，应当负一定的责任。确定思路之后，承办人立即通过公安机关联系小静等人及其家属，在公安机关院内召开了多方会议，向王某、小静等人家属作了认真细致的说理工作。承办人从法律规定说到国家政策，再说到生活道理，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在场的家属认真地听着，最后一致表示不能因为一时的赌气而毁了孩子的一生，虽然各自的家庭也不富裕，但愿意再涨几千元钱。最终，几家一起凑到了4.8万元，一沓沓现金摆在面前，与小楠一家坚称的5万元还有点儿差距。承办人再次拨通小楠母亲的电话，向她传达了王某及小静等人的歉意，明确了现有的赔偿款数额，继续说服着小楠一家，希望能为王某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小楠一家商议后，同意了和解，表示愿意给王某一次机会。最终，双方在和解协议书上签了字。
确认双方系真实自愿和解后，承办人立即办理手续，将不批准逮捕决定书交给公安机关承办人。这时已是审查逮捕期限的最后一天。
通讯员付红燕苏清涛/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