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不足两月，对外频频发力，其外交“新政”已显端倪。在当选前后，特一再抨击前任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称之为“灾难性”的，且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关系领域表达了与之截然不同的立场。这些给人的印象是他将推行外交新政，可能对美国传统外交加以实质性甚至颠覆性的调整，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全球战略将进行一定的收敛与收缩。
但现实走向了言语的反面。特朗普曾经表达的外交新思维大多“见光死”，甚至比美国传统外交旧思维更不堪。在与盟国关系上，特一度提出“北约过时论”，并唱衰欧盟，意欲淡化与欧洲盟国关系，但他正式主政后，立马派副总统，国务卿和防长这三驾马车出访欧盟国家，极力安抚它们，并强调北约是美欧”牢不可破”联盟关系的“基石”，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对俄关系上，他曾多次对俄热情示好，还表示将承认俄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但随后即食前言，还自称他将是历届美国总统中对俄“最强硬”的总统，并增兵东欧和波罗的海一些北约前线国家，以强化遏俄行动。在有关美国对外战略问题上，他曾表示要用“和平外交政策”取代奥巴马造成“混乱”和“灾难”的外交政策，甚至说他和别的总统不一样，“不会到国外去传播普世价值”和“推广民主”，发出了要改革美国全球战略和收敛美国霸权扩张主义的信息，但上台不久即加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强化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加快在韩布署萨德反导系统，并着手大扩军备，推出将军费增加10%这一冷战后增幅最高的年度预算报告，计划打造最强大的常规和战略军力，美其名曰以“实力求和平”，实际上是通过谋求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与加强军事同盟来确保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更有甚者，特朗普还推出强权单边主义新花招：颁布“禁穆令”，歧视穆斯林国家;加大支持以色列力度，不惜挑战阿拉伯世界，提出并准备将美国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攻击美俄削减核武器条约和伊朗核协议是“坏协议”，为取消这些协议造舆论;无视WTO规则，提升贸易保护主义;执意在美墨边境建造隔离墙等等。
特朗普几乎在旦夕之间在外交上发生了近乎180度大转变，从美国传统全球战略的“改革者”转变为“力行者”，不仅承袭了前任推行的全球霸权战略，在某些方面还加以强化。如果说在外交上特朗普与奥巴马有何不同的话，那就是特比奥更保守，更强硬，更非理性。
特朗普大话好说，现实难违，他朝着更保守的方向转变有其必然性。其一，保守本色使然。特发出有违美国传统外交的惊人之语言不由衷，或为标新立异博名气，或为取悦民粹阶层博民意，是一种表象或假象。他的本质特点是右倾保守。他提出“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口号就是要将美国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散发出浓厚的保守霸权主义气味。他权力班底主要成员不少是超级富豪或强硬的右翼政治人物。这些集中反映了他的保守本色。
其二，制度比人强。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谋求霸权和西化世界，这被美国认为是确保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表达的外交新思维不全是虚的，其中支持英国脱欧，唱衰欧盟和与俄交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真实思想。而强化美欧同盟关系和坚持将俄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加以遏制是美对外政策的核心，是由美国国家制度所决定的。特如不改变上述“新思维”就是背离了美国的制度，势必为统治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所不容，就很难混下去。
其三，“通俄”事件发酵。特朗普选胜有赖俄黑客帮衬，而他又多次发表过度亲俄言论，难免引起各界对他与俄关系的猜疑。特别是他多名核心幕僚涉嫌“通俄”事件引发轩然大波，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因此黯然下台，其司法部长也因此面临下台压力。美有关部门对特本人是否涉案也在进行调查，国会民主党议员声言要一查到底，如发现他涉案则将启动弹劾程序。“通俄门”可能是特的“命门”，他为减压避嫌，不得不对俄变脸。
其四，盟国的不满。特轻侮欧盟和北约的言论引起欧洲盟国反弹，在太西洋联盟体系中刻下了很深的裂痕。这是美欧双方“战略之殇”，引起欧盟国家和主导美国政坛的精英集团的强烈不满。在内外双重压力下，特只得改弦更张，修好与欧洲盟国关系。
诚然，特在外交上前后变化不全是负面的，也有正面因素，如在对华关系上就是如此。现其外交政策尚未定型，还有调整变化余地。希望他能认清并适应天下大势，朝着积极方向重新调整外交政策，以使美国和国际社会同蒙其利。他如坚持并实施上述负面政策，将会产生严重恶果，包括可能引发新的军备竞赛以至核军备竞赛，导致全球化倒退，从而造成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紧张动荡，冲击世界和平发展大局。特朗普一再强调要让美国“重新强大”，但这些负面政策取向同其政策目标反向而行，不仅不会使美国重新强大，反而会加速美国衰弱。这亟需引起特朗普深思与反思。(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前中国驻美国使馆参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