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5月4日报道，按照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相关文件，中央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专门对社会智库发展进行规范，这是社会智库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积极信号。
尽管中国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但如果决策不科学，甚至错误，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世界银行曾在一份早期研究中做出相关估计，认为中国在“七五”到“九五”计划期间，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4000亿至5000 亿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吴邦国曾坦言，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
“兼听则明”，科学的决策需要决策者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不同角度考虑决策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一方面，独立社会智库身处体制之外，经费独立，人事独立，研究也较为独立，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可以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地方利益。社会智库与体制内智库的并行发展，有助于提高决策水准。
另一方面，公共政策涉及民众切身利益，而社会智库最大优势在于“接地气”，更能反映来自民间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公共需求，也能影响公众舆论，有助于政府决策更加公平与民主。
从智库自身发展来看，独立社会智库深具市场基因，运营机制灵活，更富创新与竞争意识。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搞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智库恰似思想市场的一群鲶鱼，是搞活思想市场的关键力量。
与之相对应，作为中国智库体系中日渐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智库应力争成为公共政策有效供给的途径。为达到这一要求，社会智库不但需要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总结升华为理论，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自信的依据，更需要对占全球1/5人口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独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系统性与前瞻性的研究，为党和国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若干重大问题找到答案。
同时，社会智库应着力提高公共外交素养，在外交领域更主动承担。相较于政府之间的“一轨”交流，国与国之间有时更需“1.5轨”“二轨”交流，因为这些交流方式更为灵活与自由，可以成为日后政策的“先导”。尤其是当两国关系出现波折、政府间沟通不畅时，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的“独立第三方”身份是担当“民间外交使者”的合适人选。为此，社会智库可通过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做政府不便做或者难以做的事情”。这一点对于面临复杂国际及周边安全局势的中国尤为重要。
中国智库的大繁荣，离不开社会智库的支撑，随着顶层设计的不断出台、各项制度的完善、民众思维的开放，相信社会智库将在“资政启民”的路上走得更加稳健。(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