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国际社会联合打击下，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有所削弱，但暴恐“外溢”冲击欧美和亚非多国，威胁加速向全球扩散。国际恐怖和极端势力在战乱、动荡和地缘复杂地区盘踞坐大，国际反恐进入治乱新周期。
从表象上看，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联盟、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分别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取得重要战果。“伊斯兰国”恐患在两国的根据地缩小，主要控制城市相继丧失，兵源财源陷入窘境。其所谓哈里发暴政风雨飘摇。然而，被逼到墙角的“伊斯兰国”转而加快向域外发展的步伐。在美欧亚和非洲多国连肇大案。暴恐能量连续释放，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其一，“独狼”恐怖威胁上升，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连续遭受“独狼”式恐怖袭击，其中既有被“伊斯兰国”认领或支持的案件，也有受该组织极端思想洗脑后的个案。其二，“独狼”不独，系列案件背后反映的极端化威胁突出，显示“伊斯兰国”的极端意识形态影响大，欧洲由于地缘毗邻、难民因素和社会问题成为其矛头所指的重点报复目标。其三，外国“圣战”分子跨国流动威胁增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参战的外国“圣战”分子外窜，联手各国激进分子从“伊斯兰国”拿订单，听指令，纷纷开辟域外暴恐战线来维持其极端暴政，扩大组织影响。其四，网络恐怖主义威胁增大，“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明目张胆在互联网开展教唆、宣传和招募行动，网络恐怖威胁不断上升。
恐怖组织滥用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不断传播暴力极端思想和制暴技术，变本加厉危害人类社会，成为国际安全领域最棘手难题之一。一段时期以来，国际反恐斗争取得积极成效，反恐合作共识持续扩大，反恐国际合作成为全球治理和各国互动的重要议题。但另一方面，恐怖活动更加隐蔽多样，随意性、突发性更加突出。大批外国恐怖作战分子流窜世界各地，全球恐怖活动频度热度上升。国际恐怖与反恐怖将进入新的治乱周期，今后一段时期，突出的威胁可能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伊斯兰国”所产生的暴恐后遗症大，其所代表的极端恐怖思想已在全球传播渗透，未来可能催生恐怖主义新形态。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战乱后国际恐怖猖獗发展的历史覆辙可能再现。国际社会需做好应对新一轮国际暴恐恶浪来临的准备。其二，国际恐怖主义可能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新问题。当前国际反恐过度聚焦“伊斯兰国”，对潜在威胁重视不够，可能引发新问题。其三，“伊斯兰国”有意加速在亚洲的建“省”步伐，东方扩张威胁增大。2015年1月“伊斯兰国”在巴阿建立“呼罗珊省”;2016年6月又宣布在菲律宾建“省”并鼓动东南亚支持者集结发展。近来南亚东南亚地区恐怖袭击频发，“伊斯兰国”逐步在南亚、中亚、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地区形成暴恐活跃带，增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相关国家实施的安全风险。此外，“伊斯兰国”在中国周边坐大成势，也使中国境内面临的反恐压力增大。
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目前，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在叙利亚和阿富汗有根据地，在东南亚等地区有流窜通道，与国际恐怖势力和极端势力相互勾结，并在中国境内外策划实施了多起恐怖袭击，严重危害民众安危。2016年8月30日，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遭该组织策划实施的自杀式袭击，充分说明“东突”的暴恐本质。
中国是国际反恐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中国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致力于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中国倡导以新安全观为引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一是坚持联合国在反恐国际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主张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反对“双重标准”，推动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及安理会反恐决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反恐体系。二是主张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理念，运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军事等手段，加强源头治理，防患于未然;同时突出重点，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寻求最持久、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三是推动国际反恐合作，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交流，加强人文沟通，增进政治互信，营造有利于开展反恐国际合作的大环境。过去几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全球反恐论坛等多边机制的国际反恐合作，充实和强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地区反恐合作，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执法安全合作，在推动打击恐怖融资和网络恐怖主义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在新形势下，中国有推进国际反恐合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愿意在国际反恐合作和促进地区稳定方面有新作为，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6月28日，在亚信非政府论坛第二次会议框架下将召开反恐圆桌会议，重点围绕当前全球和地区反恐形势、面临的新威胁、新挑战以及亚信成员和观察员如何通力开展反恐合作等问题进行讨论，期望通过各国专家学者的研讨和交流，积极建言献策，进一步凝聚国际反恐共识，加强亚洲国家安全互信，共同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