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18日杭州（楼盘）重启限购开始，到10月9日上海（楼盘）、南昌（楼盘）新政，短短18天22个城市出台楼市调控收紧新政。从短时间内发布的密度看，此轮调控可谓空前。
调控超预期密集出台，这是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事实上，热点城市外地居民购房占比均已超过了40%，部分城市超过60%，投机炒作泛滥、泡沫化愈演愈烈，而地方政府在调控中半心半意很显见。一则“去产能”背景下，地方工业增加值或国企利润增幅已接近零或负增长，即便是上海，2015年的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增幅竟只有－0.5%和0.5%；京沪深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在40%－50%，西安（楼盘）等中部城市占比达60%以上，楼市依赖史无前例。二则，本轮调控与过去“10年9调”时期最大不同，便是楼市空前的区域大分化和“因城施策”基调下强调地方的主体责任。但是，“因城施策”下调控的主动权在地方，过去“国办发”从上到下的调控令箭消失了，地方积极性一定不足。更甚者，就在今年上半年，“去库存”还是经济工作重点，有“去库存”这面旗帜，地方半心半意调控更有了借口。
当然，如何控制楼市泡沫，决策层“工具箱”政策抽取和风险评估也有变化。首先，从今年两会到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管理层强调增加供地(而非行政干预)，缓解局部泡沫风险。但很显然，对供地弹性太低、“加杠杆”炒作、资产荒形势，高层估计不足。二季度以来，热点城市增加供地，非但未缓解供求，反而因“地王”频现恶化了泡沫；其次，沪深两地楼市新政意味着风险限于少数城市，这是上半年的共识。
8月以来，关于本轮房价上涨的原因，业内有“库存周期论”和“货币推动论”两种观点，或者说，到底是供给不足还是货币泛滥推高房价。事实上，两种争论背后折射的是，房价上涨是地方因素还是中央因素。8月，楼市变本加厉地反攻，特别是房价暴涨已从东部蔓延到中西部(武汉（楼盘）、郑州（楼盘）、成都等)，“加杠杆”制造“地王”将投机炒作推向高潮。
同时，银行高调宣传业务重心转向居民房贷，7月和8月房贷分别占新增贷款的102%和57%；“离婚”抢房，上市公司卖房保壳，企业“弃实业、入楼市”，开发商和中介炒作越来越大胆，“日本式”地产危机山雨欲来。由此，楼市“去库存”走歪，楼市风险已上升到系统性风险，经济转型窗口错失。由此，楼市调控到了亟待正本清源的时刻。
首先，“去库存”落地的过程中，已偏离了中央一再强调的，应与城镇化同步推进的改革路径，异化为地方打着“去库存”的旗号，通过刺激楼市、延续土地财政和传统经济的“老路”，但“去库存”异化的风险全部指向了决策层；其次，经济转型完成前，货币宽松不可能逆转，为阻止资金“脱实入虚”，楼市泡沫化恶化产能过剩，加重债务风险，结构性改革积重难返，楼市调控政策结构性收紧势在必行。正如李克强总理近期指出，“我们将强化，而且正在强化地方的主体责任。”
因此，在宏观经济企稳的背景下，热点城市重启限购和限贷，不仅是短期控制泡沫和风险的不二选择，也是地方责任的真正落地。要注意的是，此次收紧是2014年“9.30”以来楼市政策拐点，但并非打压房价，而是控制杠杆和泡沫。首先，杠杆收紧低于2010年“认房又认贷”的力度，包括此轮房价暴涨远甚过往的沪深两地；其次，信贷政策更显差别化，刚需和“先卖后买”式改善需求给予适度支持；再次，除京深宁外，限购新政普遍温柔，显示保持需求活跃度的政策基调；最后，30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房价同比下降的占34%，同比上涨的200个城市中，涨幅在5%以下的占57%，绝大部分城市的楼市仍需庇护。
上半年经济企稳，房地产“一枝独秀”。稳增长压力未减，三大都市圈和中部核心城市占全国60%的交投量，政府敢于收紧政策，并非彻底“去地产”，一方面意在防患泡沫危机、脱实入虚，另一方面是倒逼地方政府将工作重心转到改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