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王旭、刘晓晶5月31日报道：广吉里，这个暌违已久的名字终于又与世人见面了。
5月31日，中共四大纪念馆在半年的提升工程后重新对方开放，一同与世人见面的还有首次发布的中共四大会址里弄名——“广吉里”。九十多年的风云变幻中，这个名字曾沉没于历史长河中，打捞它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赛，也是一场真理与谬误的辩论赛。
历时29年，中共四大会址确认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曾在这里召开过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二大”会址早已确定，为何单单“四大”会址难以确认？
事实上，三次大会的会址均为建国后查访确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条件艰苦很难保留完整的档案资料，兼之年岁久远，物是人非，许多参会代表已然身故，自然无处可查。幸而，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寻访到了前两次大会的参会代表和有关人员，又多方查证才确认下来。
中共四大纪念馆中还原的开会场景
没有想到的是，中共四大会址的查证过程曲折很多。调查人员也走访了当时在世的当事人和知情人，确认地点在横滨桥附近，是某个里弄里最后一幢，“二上二下”。虽然大致地址有所确定，但没有更准确的资料缩小范围。从1958年到1961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多方访问，留下了10多份书面调查或访问资料，却始终没有确切结果。
随后多年，许多当事人去世，中共四大旧址就这样被隐藏在历史迷雾中。
上世纪八十代初，接过查访接力棒的是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和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他们在《解放军画报》上找到一条线索称中共四大会址在“横浜路6号”，实地查勘后并没有找到该处。1984年调查人员找到了已经80多岁的郑超麟，他参加过中共四大，曾担任大会的记录和向导，带领代表们进出会场，因而对会场情况印象较为深刻。
郑超麟实地寻访时拍摄的照片
郑老否认了《解放军画报》的说法，并在随后不久与调查人员多次实地寻访，并根据铁路道轨等参照物，确认铁路道轨东边的新工房（即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的新工房）为当年党的四大的会址所在地。
虹口区党史办公室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进行大量调查工作，取得不少佐证材料。1987年4月25日，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确认为四大会址。1987年上海市政府106号文件明确指出中共四大会址遗址位于上述地址，一个历史真相尘埃落定。
从和平坊到广吉里
会址既已确认，为何广吉里之名迟迟不能确定？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四大会址所在地被日军的炮火所毁，废墟处逐渐聚集简屋和工棚，1983年又翻造了六层居民楼。郑超麟在实地探访时也说除铁路仍横卧如旧之外，这里的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物是人非，旧里弄地名更难以寻踪，只能于故纸堆中爬梳剔抉。
中共四大纪念馆中的广吉里沙盘和视频资料
早先确认四大会址期间，调查人员曾查对《民国22年闸北区地图》，图中标注四大会址为和平坊，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四大会址里弄名被认为是和平坊。严格来讲，民国22年地图不足以反映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的情况。且根据《虹口区地名志》相关条目，和平坊“建于1929年”，显然与此前史料相抵触。
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
调查人员搜检申报数据库，发现“和平坊”最早出现在1932年10月27日的报纸上。提及和平坊的是一条招租信息“兹有坐落北四川路白保罗路连及东宝兴路之间（即和平坊）建造双间单间石库门又广式住房一百余幢”。申报数据库的史料比《虹口区地名志》记载的时间更晚，两条不同来源的史料排除了和平坊的可能性。
沙盘中复原的广吉里
随后，调查人员找到了1929年6月出版的《上海特别市道路系统图闸北图》，这张地图比较完整地标识了1925年前后中共四大遗址所在区域（即东宝兴路四川北路一带）街巷里弄信息。根据地图，中共四大会址所处地理位置对应的1929年的里弄是广吉里。
申报数据库的史料可以作为佐证。检索发现，与（东）宝兴路附近的“广吉里”相关条目，最早出现于1914年，最晚的为1932年，其中包括1924、1925年多项条目。由此可知广吉里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是存在的。
至此，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确认为东宝兴路广吉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道路上，中共四大是重要的历史坐标，其时间和地理坐标的准确亦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