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年初蓬勃发展的共享单车，在下半年进入了退潮期，酷骑、小蓝等6家共享单车企业先后出现跑路、倒闭、押金难退等问题。在上半年顶峰时，全国有30多家企业进入共享单车行业，投放1600多万辆单车。这股共享单车浪潮，改变了城市人出行的方式，也改变了部分自行车制造企业和产业工人的生存状态。随着上海、深圳等10多个城市先后禁止再投放新车，一些居于行业中游的单车品牌也开始出现危机。有业内人士预计，这场共享经济盛宴的最后，可能只会留下一到两家企业。
作为全国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制造基地，天津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共享大潮中获得了大批订单，一些单车制造企业的产量从2016年底开始爆发式增长。武清区王庆坨镇是知名的自行车制造企业集中地，有近600家自行车企业聚集在这个小镇。随着共享单车的退潮，这个自行车生产大镇上的工人和企业，经历了哪些变化？
撤离
11月30日，来自四川省达州市的何安林(化名)准备从王庆坨镇上撤离了。虽然离春节还有两个多月时间，但他不想再等待下去了，因为实在没盼头了。他所在的自行车制造企业从9月起就没了订单，厂里虽然苦苦支撑了一个月左右，但形势难以改变，被迫在11月1日关门歇业了。
现年28岁的何安林，去年还在北京市昌平区做机械加工，今年春节后的一天，他突然接到老乡的电话，说天津市很多自行车制造厂都接到了巨额订单，做不过来，就分包给王庆坨镇上的一些企业做。这些企业纷纷购置了设备，准备大量接单，但苦于没有人手，所以正在抓紧招工人。
当时，装配线上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开到8000元，喷漆等技术类工人的工资更高。何安林就辗转来到武清区王庆坨镇，顺利进入一家企业，做了生产线上的装配工。这家企业规模不大，在这个小镇上处于中等，共有40来个工人，接下了4万辆车的订单。
4月、5月是最紧张的时候，何安林在厂里近三个月，挣了两万多元，当时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老板的意思是继续接单。连续多年的冷清，已逼迫镇上很多单车企业转行做电动自行车了，但电动自行车的零配件更多，对生产资质、环保的要求更严。一些中小规模的自行车厂，还在自行车行业里苦苦挣扎，做点小单，给淘宝上的卖家代工生产单车。
到了7月，何安林所在的自行车厂突然放慢了接单速度并减少了数量。因为加工生产的共享单车品牌，迟迟不给供应商结款，供应商也不给加工厂结款。老板不能再继续承受风险，要求所有分包来的订单，必须全款付账，再开工生产。
这一改变，使厂里的订单急剧下跌，从最高日产量700多辆，下降到每天100多辆。何安林的工资也快速下降，几乎跌去了三分之二，一些生产线上的工人开始陆续辞职，转到别的企业做电动车去了。
外地人来到小镇上，生活有诸多不便，租的房子也还没有到期，何安林就没有急着跳槽，他想再等一等。8月中旬，厂里停止喷漆作业，生产线上的单车就更少了。老板想重回老路，继续往各大城市的大学城卖原来的自行车，这才发现，由于共享单车的出现，大学生们都不买车了。
9月起，何安林的老板开始从其他地方找活儿，接了深圳一家出口企业的订单，出口3000辆自行车到非洲。后来又陆续接到出口企业的订单，有巴基斯坦的、阿根廷的，等等。厂里断断续续地生产着，都是小单子，看不出来有什么转机。
何安林10月初从厂里辞职，到王庆坨镇上的一家手机店做销售员，这才发现，上半年红火的手机店生意也日益衰落。最多时有3万多外来人口聚集在小镇上，在10月份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街上静悄悄的，看不到几个行走的人了。
何安林的女朋友，辗转来到王庆坨镇，与何安林会合。十来天的时间内，何安林和女朋友转来转去，也没有发现镇上有什么工作可做。好多单车制造企业已经停工，街面上的餐馆也都处于半歇业状态，不招服务员。很多水果店、手机店，因为生意不好，已经关门转让。左思右想，何安林决定今年早点回老家算了。
提起未来的打算，何安林说，或许将来自己会在淘宝网上开一家山地车销售店，回过头来请王庆坨这边的加工厂生产。互联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也想从网上找未来的出路。
失信
短短半年时间，这个城市的自行车产业工人们经历了大起大落，使用共享单车的人们，也经历了激动、欣喜、焦虑和失望。这种情绪波动的主要原因，源自单车企业的失信，押金难退甚至不退，各种理由推辞，到最后直接关门走人，留下一个烂摊子。
南开区的郭女士先后下载注册了多家单车企业的客户端。酷骑在天津投放得比较早，她就一直在使用这家品牌的单车，提交的押金也一直没有退。9月，她更换了工作，坐地铁挺方便，就想着以后不用共享单车了，准备把酷骑的押金298元退回来。
这时候，她发现押金很难退了，提交了一个多星期申请也没有到账，各方面的坏消息传来。找到南开区酷骑运营公司的办公地，发现已经人去屋空。她不知道去哪里投诉，找谁投诉。郭女士夫妻两人用的都是酷骑，押金合计近600元，数目虽然不大，但她觉得这事儿太闹心了：“说不退就不退了，这不是耍赖吗？”
后来，听说可以到北京通州酷骑总部去退押金，但郭女士工作比较忙，就一直没有去。到了11月20日左右，又听说退押金要到成都去退，这让郭女士很生气。从天津到成都，坐火车去个来回也得500多元，你这不是存心不想退我押金吗？也有网友直接发问：怎么不让到珠穆朗玛峰上去退押金呢？郭女士觉得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
在押金上失信于用户，导致用户恐慌和失望，这只是共享单车企业失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共享单车企业也失信于供应商和自行车制造企业，导致一些企业到现在也没有拿到车款，没法给工人发工资，也没法还上原材料供应商的欠款。
在王庆坨镇沙县小吃店，记者遇到一位躲债的小老板，用餐时，他接到一个催债电话。他曾经给共享单车公司做过加工，采购了2万元的前车叉，欠了供应商货款。车叉厂向他要欠款，他很无奈：整车厂还欠他10多万呢。分包商、小加工厂，再加上原材料供应商，都被拖欠了钱款，成了三角债。
仔细梳理了一下，一家共享单车公司倒闭，可能会连累背后若干制造企业。在王庆坨镇，就能找到10多家因此陷入困境的企业。
王庆坨镇上的500多家自行车厂，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议价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弱。面对强大的、动辄估值上亿元的共享单车公司，他们处在弱势的一方，只能委曲求全，自己垫付资金为共享单车公司生产。现在，都尝到了失信、违约的苦头。理不清的债务链条，正笼罩在王庆坨数百家企业的头上，要债、清债，将成为一些企业主年底的主要工作。
“因为一些共享单车公司的倒闭，导致王庆坨镇上的小型自行车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也是有可能的。”一家生产车座的企业主这样说，他现在被整车厂欠了20多万元，而整车厂生产的共享单车，最近也被传言总部已裁员、供应商欠款等，这让他心里发慌。
未来
在共享单车出现之前，王庆坨镇一街村也是知名的淘宝村。这里的企业，主要做淘宝网商户的代加工，生产较多的产品是“死飞”自行车和“山地车”，这两种车的主要客户均是大学生。“死飞”自行车的特点是向前踩脚踏板，后轮向前走；如果反向踩脚踏板，那么后轮向后走，一般的自行车，往后踩脚踏板，后轮是静止的。
“死飞”自行车的轮子是彩色的，车身也有多种色彩，而且在行驶中可以享受飘移的感觉，在共享单车出现以前，“死飞”自行车满足了大学生热情奔放、标新立异的追求，成为大学生比较喜爱的产品。
这一切，随着共享单车的出现而改变了。现在，共享单车本身就是五彩缤纷的，而且部分共享单车是非充气轮胎，大学生们再也不需要“死飞”自行车来标新立异了。他们不仅不买“死飞”自行车，也不买任何自行车，王庆坨镇上的自行车企业，被隔断了与这个最活跃的消费群的直接对话。
2014年，记者曾经跟随一位大学生创业者到王庆坨镇采购自行车。当年，王庆坨一街和二街的街面上，摆放了大量的彩色“死飞”自行车，而现在，几乎看不到任何一辆这样的车了。虽然一些商户门口仍整齐摆放着各类山地车、变速车等，但半天没遇到一个客户询问。一位企业主无奈地说，大学生们都不买自行车了，城市人都用共享单车了，他们的车越来越难卖了。
处于自行车行业底端的加工企业，在共享单车浪潮中，仅获得了微薄的加工费用，但失去的，可能是未来的生存机遇。他们一辆辆加工了共享单车，失去了最重要的城市客户，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未来，这是2017年整部共享大戏的最悲惨结局。
现在，共享单车进入洗牌期和淘汰期，单车企业也放慢了生产、投放的进度，转而对存量自行车进行价值挖掘。王庆坨镇上的自行车加工企业，也基本不再接共享单车的订单了。走在镇上，看不到多少行人。昆泰自行车交易中心里空荡荡的，看不到交易者和自行车。路边的唯一一家繁忙的自行车企业，正在往火车上装运自行车集装箱，这批自行车将运往巴基斯坦。或许，“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出口生意，才是王庆坨镇自行车企业的努力方向。
3万多外来人口的撤离，使得王庆坨镇上摩的司机的生意也越来越惨淡。一位司机介绍，他是本地人，家里土地都租给了河南人，种红薯或花生，每亩地租金400元。在过去的一年里，他跑摩的挣的钱越来越少，从每天300元，降到200元，再降到现在每天不足50元。这位摩的司机正在考虑，明年把地收回来，重新当农民。尽管他的生活方式将轮回到10年前，但他似乎别无选择。(“津云”新闻编辑曲璐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