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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王逸舟：特朗普盘点美国，中国不应傲娇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等职。主要从事国际政治方面研究，代表著作：《匈牙利道路》、《波兰危机》、《当代国际政治析论》、《西方国际政治学》、《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中国外交新高地》等。
特朗普在美国经历一系列挫败后选择战略再收缩
特朗普的现象实际上有其合理性，也有必然性。我想从外交上做一个比较，我觉得特朗普实际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挫败麻烦之后，选择的一种战略收缩，全球性的一种战略再调整。
美国经历过三次大危机、大反思、大调整
我们看到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美国经历三次大危机，包括美国自身出现了重大的改革，大的反思，大的调整。
第一次是30年代大危机，后来出现罗斯福新政，把美国带出新的一轮全球角色。
第二次是越战，60年代后期美国遭遇的战争，与朝鲜战争还不太一样。朝鲜战争没有真正打痛它，越战是美国最痛的一道伤疤，带来美国国内的分裂和美国国际影响力大幅的下降。那个时候美国60年代后期尼克松调整的时候也是不得已，从越南撤军，推行大国战略平衡。这个大的战略推出，也不是个人有什么远见，而是美国挫败，二战后的世界霸主遭遇了第一次重大危机。
第三次就是新世纪以来，美国这一轮相对影响力的下滑，美国的麻烦产生。其实之前美国有一段得意忘形的时代，就是克林顿时代(1993-2001在任)，我们对比一下，那个时候美国全球地位是非常风光的。苏联没有发生战争就解体了，世界没有想到，美国人自己也惊喜万分。克林顿政府善于抓住美国当时时代需求，克林顿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要像激光一样，把美国的重心聚焦在经济。他做到了，美国克林顿时期那几年赚钱非常多，经济发展非常好，是美国经济地位非常优越的时候，经历的越战综合症已经抚平了，超级大国的地位遥遥领先。
随后美国开始了实施一轮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萨达姆政权、流氓国家、无赖国家。一个牛仔总统(小布什)说出这么野蛮的话，或者是9•11促使其无比愤怒，说出“谁不同意就是我们的敌人，谁赞成我们就是我们的朋友”。可始料不及的是，美国人以高昂气势出手，最后灰头土脸收手。后来在奥巴马时期，已经开始战略收缩，只不过不彻底，民主党人有一种信仰，认为美国还是国际领导人，还是世界制度缔造者。一方面不想这么打仗，不想透支，另外一方面这是它的义务，它在全球是领导地位。
但是到今天美国国内已经无法忍受，对于平民来说，对于大规模的工人来说，对于普通中产阶级来说，美国干嘛付出这么多在全球去做这么多？美国人的工资怎么样了，社保怎么样了，今天日本人让我帮忙，明天韩国人让我帮忙，后天南海让我们出手，凭什么？
美国式的韬光养晦：重新盘点全球帐单
这些年俄美关系非常恶化，美国将俄罗斯几乎恶魔化了，对俄罗斯打压，对普京打压是深入人心的。美国在全球阻击普京的代理人，从这些年算的帐来看，从克林顿之后的美国基本上是走低的。伊斯兰国的出现，恐怖主义，强人政权，美国人现在管不了。
我到西非去，都能感觉到美国把中东打烂了的冲击波，只能在伊斯兰学校中求得一种心的安宁，在伊拉克、利比亚，极端势力、极端宗教感召大行其道，这确实是布什主义的恶果，受到了很多影响，大国关系也不太好。
现在是美国式的韬光养晦，美国在重新盘点在全球的责任、全球的义务、全球的帐单。特朗普正在好好评估一下美国这些年哪些账是乱开支的，哪些东西给军费、给基地、给核武器。这是他的某种必然性，反映美国基层社会一种声音。而在建制派、精英派那一边，大的报纸，大的学校，包括华尔街大的人物，这种政治正确性培养出来的人却都认为美国还是应当承担超级大国的责任。
联合国四分之一的费用，还有国际维和费用，现在美国说自己是在当冤大头。他提出来让盟国交军费，联合国要是不能容忍，就从纽约搬出去，伊斯兰国既然惹不起，那还躲不起？所以对这些国家实行最严格的政策。
美国要重新发展，而不是管闲事的心态来发展。未来四年间，是特朗普外交和超级大国的战略盘整期。对于很多国际组织，对于全球性公共产品载体而言，比如像联合国安理会，像北约，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难民署，美国作为一个大老板，作为一个主要出资方，包括决议的提供方，现在愿意做得承诺越来越小。我接触过联合国的研究者，他们非常难受，非常不爽，因为要砍预算。
对于它的盟友而言也是，我接触过一些日本朋友，日本真的是忐忑不安，除了特朗普军费承诺问题，到底特朗普会不会像民主党人，美国历届政府那样对美日同盟做出承诺，也成为他们的一个忧虑。也许美国跟中国做交易，把台湾卖了，或者放弃日本某些事情，韩国也是如此。
欧洲是美国的传统盟国，现在很难说，英国人对美国这个大盟主是一直非常看重的，但是现在上百万人签字要取消特朗普的访问，或者说至少不能到议会去演讲。再看看德国人、法国人，几乎已经到了愤怒的程度，特朗普怎么能这样，传统的信仰，盟友体系的承诺哪去了？这让他们对普京的扩张主义很不安。
有些媒体太着急，对中国担心太过于忧虑，好像特朗普上来以后对中国是很有麻烦的。在大国之间，中国还是比较安心的，美国现在要做什么事，捣什么乱子还轮不到针对中国。
比如台湾省蔡英文当政下的中美关系，钓鱼岛问题，包括南海，还有朝核问题，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仔细评估一下，特朗普的外交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国际承诺上面基本上没有落实，基本上的盟友也好，传统小兄弟也好，真正放下心来的没有几个。台湾几个朋友之前很开心，说特朗普给蔡英文打电话，现在他们担心特朗普卖台，担心特朗普跟中国什么交易。南海也是一样，新的国防部长不像上一任一样。
其实我们好好想一想，奥巴马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是一个黑人，确实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对于全球核安全，无核世界的口号，在全球气候变暖做的承诺。在单边主义这种思路下改善美国伊朗关系，甚至跟盟友去协商。当时奥巴马政府说，如果叙利亚政府使用政府军对反对派使用化武，就一定会动用武力，但是最后发现了蛛丝马迹，却还是没有动手打。
所以、特朗普跟奥巴马时期的那种民主党的气势，民主党外交、国际承诺不太一样。奥巴马说得多，做得很少。特朗普现在外交绝对要去做，不管在中东、南海，但首先要看对美国的内政重大调整有没有效果，再来看外交上有没有大的影响，包括中美关系。我总的来看，中国最需要还是稳住神，按照既定的日程去走，既不要失去机会，也不要战略透支，也不要战略激进。
中国现在的大国心态存在隐忧，要向美国借鉴学习
过去20多年中美地位完全变了，心态完全变了。20世纪美国飞速的发展经济，那一段时期好极了，但是最后犯错误了，到了小布什(2001-2009在任)开始走下坡路，到奥巴马(2009-2017在任)到现在，都在重新战略调整，韬光养晦。我们中国90年代初期是非常难过的，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才开始转变，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以后，这是一个转点，2008年以前，我们领导人，我们一般的官方，包括我们的学界，在北大、社科院都不要讲大国外交，那个时候认为这是不谦虚的，不符合韬光养晦的。办了奥运会以后，什么都要强，在全球的经济、全球的贸易、全球的军事、全球的核电站、全球的军费要强势。
这也是特朗普盘点的时候不开心的，从这当中美国得到什么，得到伊斯兰的蔓延，得到了中国的崛起。美国很不高兴，要重新算帐，重新韬光养晦。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化受益最大的，但是千万不要觉得现在是另起炉灶的时候，是取代美国超级大国的良机，这样想可能适得其反。
在这个时候越要好好盘点一下，我们家底有多少，作为第二大国，是不是有这么强大？另外我们的强势，我个人认为主要是GDP数据、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包括发电量、制造业、外汇储备。但是其它方面，比如我们的全球公信力还是不行。
美国现在收缩了，出现了很多的赤字真空，我们要不要弥补，比如联合国会费大规模增加，包括维和行动，我们是五个常任理事国里面出兵最多的国家，(中国贡献的维和经费已居世界第二)，现在很多国家找中国要钱，要维和，要补贴，要一带一路。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行的，比如在墨西哥很多地方砸钱，能不能回收，还不好说。
我们要借鉴美国，学习美国的乱中有序。它的法律、媒体能够到位。美国由上而下重新盘点，说不定过几年美国会打出好牌，有可能经济再往上走。
中国会不会延续好日子继续往上走，有些该推进的承诺有没有做到？我们未来一段时间，投资环境也好，我们对外的很多战略伙伴关系，现在全球将近80对战略协作伙伴，哪些是真的？哪些能够到位的？哪些是不一定的？特朗普的重新收缩，重新盘点，美国的财政赤字，中国有没有能力去填补？这是应该好好思考的大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周边比如南海、台海、东海再加上黄海，四海联动，有挑战也有机遇。挑战是萨德挑战、核武器挑战、蔡英文的挑战，还有南海某个国家借着南海案来算帐，这是美国无暇顾及的时候，至少两年内美国盘点期，第一任期搞不好都还在处理美国内政优先的问题。
昨天特朗普在美国保守主义大会上说，没有国际歌，没有国际旗，没有国际货币。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元就是国际货币。他现在的意思是美国不想干这个事。但是我们的口号是反过来的，中国是世界大国，我们该要承诺都要承诺，这是鼓舞人心，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有隐忧的。
中国处在战略机遇期，要知进退，拿捏好自身的轻重
在复杂的朝鲜半岛危机面前，中国面临着双重挑战，过去20年间朝鲜这个传统的血盟对象开始不信任中国，开始发展核武。
而自从中国决定跟韩国建交以后，中韩成为两个发展最好的国家，看看贸易量，韩国的艺术，韩国的化妆品，此时此刻在望京有一个韩国城，韩国的企业，韩国的文化，韩国的商业多么发达。很难想到，曾经为敌几十年前，相互之间打仗的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么好。每年韩国到中国来的留学生有十万，全世界都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到中国来求学。韩中贸易现在超过了韩美、韩日、韩俄的总和，这不是了不起的发展吗？
但是最近一段时期，这不是特朗普的事情，是上一任的事情，在美国的压力下，再加上朝韩关系不能改善的焦虑，使得韩国当局搞萨德。它确实对我们军方来说难以咽下，不是导弹多厉害，而是雷达对我们北方发射东西都可以扫射到。
中朝还是盟友，中韩关系一日千里，但是现在出现军事上的反遏制手段急剧加强，这方面的投入会增加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中韩双方的交流热线中断，半岛出现新的对抗，半岛北方很高兴，很希望看到这一步，某些军工集团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无核化，同时不为当下的波澜所动。半岛这个危机，包括我们的香港、台湾、南海都可以说，一个小的导火索做得不好的话，可能造成连锁反应。
以前提搞四化，要去学习。我们现在反倒没了什么向外学习的想法，心里想着中国就快当老大了，学什么，有什么好学，到美国去、到欧洲去没有什么好看的。这和我们中国这几年傲然向上走的态势多少有关系，既是好消息，也含有不利的一面。
这十几年来中国通过奥运、十八大开始搞大国外交，旗帜开始扬起来，开始提出中国倡议，讲中国故事，提出中国方案。无形中间带动了国民、媒体一种新的气势。
我在北大讲学，现在学生他们讲的都是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们在未来世界上做什么，做志愿者，去做孔子学院，大规模的战略输出，大规模的全球投资，大规模的提供方案，大规模讲中国故事，中国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中国人的步伐越来越大，中国有关部门拿出方案，拿出投入的心越来越猛烈。这个跟美国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走衰的大国，一个走上的大国。
我们中国人要好好想一想，在这样一个时代，战略机遇期，要拿捏好自身的轻重。战略的出手要知进退，避免过于透支。有人说美国特朗普时期，是中国的最大战略机遇期，不一定，现在美国人已经开始认真盘点。
我衷心希望，不管是高层，还是我们媒体、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看到我们这些年成长的动因，发展可能面对的一些陷阱，走好下一步是非常重要的。特朗普现象是最好的一面镜子，需要我们拿捏和应对。
我们的外交官对美国的动向是特别谨慎的，但是我们某些媒体，某些年轻人想的不太一样，认为中国要当老大。我接触的外交人士，还让我比较宽慰，他们都认为对美国需要有战略的耐心。主席讲过一句话，中国要有战略定力、战略耐心、战略眼光。★
孙哲：别只听主流媒体的，特朗普正稳步推进改革
孙哲，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办联席主任，国务院台办特聘研究员，曾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代表作品：《美国国会研究：I》、《美国国会研究：II》、《崛起与扩张：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
解读特朗普不能只看主流媒体
朗普上台之后大家议论都很多，每个人都谈论特朗普，我从欧洲回来，欧洲也是谈特朗普。从人类发展长周期来看，从美国政治的发展基因来解读特朗普，还有很多必须思考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在解读政治稳定、政治改革、政治发展的三部论的逻辑时强调政治稳定，我们是稳定压倒一切，在稳定的基础上做政治改革。这是我们解读政治发展、国家发展的基因的出发点。
特朗普现在把政治稳定要打破，一起点就是要改革，在改革当中试图实现一种发展的目标，能不能达到稳定还不敢说。一个月前大家讨论他在任职期间被弹劾的可能性，说他有50%的可能被弹劾，现在媒体议论的是已经达到60%。
有人不喜欢现在的副总统，但是这个副总统对特朗普很忠诚，他说，特朗普是我见过最具伟大战略思考的政治家。特朗普虽是一个富家子弟，但是经历了纽约的房地产行业几次上上下下的起伏，并不是那么简单。
他在做纽约房地产的时候并没有像现在这么风光，我认识几个在纽约生活了几十年的朋友，70年代在中央公园走路的时候，半个小时被连抢两次，那时候美国中产阶级把曼哈顿称之为野生动物园，很多美国人都跑到长岛去买房子。在整个过程当中特朗普曾几次破产，去做别的生意。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身上的野心、张狂性，和他现在的治国理念有没有必然逻辑关系？在解读特朗普的时候，有人只看到，或者只解读了他的张狂。但其实这个人对自己的要求挺高的，他学林肯，跑到歌德斯堡去演讲。
特朗普把林肯作为学习的目标和偶像，他这个志向是相当远大的。他现在所说的一些言论，强调美国价值观，强调减税，美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强调美国强大的国防和军队，这些东西和历史上很多美国的发展经验，和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并不违背。
有人说他外交上没有干什么好事。美国外交一开始有两种哲学，一种哲学是拿起武器到处去寻找野兽、坏蛋、恶魔，美国西部电影里面就是拔枪把坏人打死，也不收拾残局，这是美国的干涉主义。还有一个传统孤立主义，把自己的国内建设好，自己国家变得很强大以后，让别的国家老百姓羡慕，说美国的日子过的这么好，美国这一套体制这么诱人。这套哲学或多或少带一点孤立主义因素，美国一直在这两种因素之间摇摆。
特朗普想把这个国家建设好，当大家批评他的时候，美国人替他辩护，特朗普的选民很支持他，而且他行动迅速，不管有多大的争议，特朗普发表的政见在一步一步的推行。
特朗普不是另外一个美国总统，是另外一类美国总统
有人说他是帝王式的总统，很嚣张。但是这样说又没什么道理，他提名的大法官是主张限制行政权力的，为什么他要提名一个反对行政权力扩张的人来把关，出现一个最高法院来抗衡和限制行政权力？如果他是帝王式的总统，那么他应该强调行政权力扩张才对。
跟奥巴马比较一下，特朗普更像是一个转型的共和党人，政府规模要缩小，政府要有效率，要出台新的规章，他做事情具有时效性。与之相反，温文尔雅的奥巴马却在不断扩张行政权力，包括滥用总统权威。
中国国内感受不到，到美国一看，很多华人很担心。变性人的性别认定由他自己决定，男孩子扮演一个女孩，就可以去女厕所上厕所。很多华人家长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事实。特朗普坚决说，这些事情政府是不应该干涉，政府还是要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包括废除奥巴马医保政策。
从这样一系列的整个行政哲学来看，有人说特朗普表现得又不像一个帝王。包括现在很多人为他辩解，说这么多不喜欢特朗普的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各种平台批评他是一个独裁者，本身也说明他不是一个独裁者。虽然他也骂媒体，但他不是要与新闻媒体对立，他对新闻的管制有他的倾向性，还没有真正把新闻媒体给管控起来。
在美国，对特朗普来说面临着的最大挑战是，能不能搞定那一批当初支持希拉里当选的人，让这批人为美国继续服务，为他服务，为他所用，这是他的挑战。
他造成动乱有多大？看美国政治史，1968年学生政治、民权运动，当时的混乱程度、嚣张程度比现在严重的多。起码现在在纽约生活或者其它地方生活，感觉到美国相对的平静。马克思说过，美国是一个伟大的人类实验室，提出很多新鲜的主张。美国成功与失败，都是人类共同政治实践的财富。怎么解读特朗普，美国政治发展的逻辑，有一定的战略定律，不能随着美国主流媒体调门。
大部分主流媒体是反特朗普的，他们没有预测到特朗普的当选，对特朗普的执政的方针，也没有认真去解读。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再去跟着美国主流媒体，没有考虑少数媒体支持特朗普的原因，没有考虑他们背后的一些解读，恐怕是不够全面的。
特朗普的百日新政，三个菜篮子
特朗普从竞选到现在，提出了改革的三大内容，有三大篮子。
第一个是移民和国家安全方面一系列的政策。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重新读读他的百日新政，现在一步一步在推进。在这份新政当中，把他的执政计划描述非常详细，第一个政策是要建一个美国式的长城，不管是不是会变得很牢固，很“白”，但是拒绝这些移民，让美国白人更伟大，蓝领工人更伟大，这是一个梦想，是他的计划。
美国白人和美国蓝领看到欧洲的情况，欧洲的移民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到布鲁塞尔，从阿尔巴尼亚、俄罗斯、中东来的，要构建当地的和谐社会不太容易，连德国都有点退缩。当初奥巴马上台有一个很伟大的演讲，要铲除恐怖主义的土壤，有一个很伟大的发展计划，建立全球教育基金、教育网络，让这些年轻人不去贩毒，不去当恐怖分子，这个计划很伟大，但是没有实现。
很多美国人看到欧洲的前车之鉴，就很害怕这些移民，但是现实并不像特朗普强调的那样，这些移民到了美国就兴风作浪。比如加州是农业大州，夏天收瓜果的时候，供应全国。美国的老百姓、蓝领工人不会做这些工作，像北京本地的老百姓退休了会去餐厅里边洗碗？脏乱差的农活都是墨西哥人跑过来做。这些人干了一阵，拿了三千美金、一万美金就回去享受去了。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赶紧去吃加州的农产品，赶紧买房，因为如果美国工人去做的时候，这些东西价格就上去了，因为人工的成本增加了。
这个移民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出台，效果怎么样？现在大家争议很大。天天看CNN，美国的法律透明性还是不错的，移民政策出来了以后，大法官、地方法官、媒体人、很多人都开始在电视上辩论。美国辩论是很公平的，特朗普没有刻意去制止，他自己还有所退缩，最后他没有反过来跟最高法院第九巡回法庭对着干。
现在为止，就他的表现来说，大家忽略了他理性的方面。就像美国的国防部长，有人说他是战争疯子，但其实他熟读战争史，他一辈子不结婚，家里堆放着几千册的战争史书籍，他深刻地知道战争的残酷。这种美国军人的复杂性，特朗普的复杂性在中国、美国的解读还是不够的。
第二个篮子，他提出经济民族主义。税率要从45%降到15%，现在很多人说他做不到。美国人现在挣十万美金，将近四万块钱交出去，日子过得很辛苦。十几年前我在美国教书，年薪4万美金，每两个礼拜发一次给你，把州税、联邦税等乱七八糟的税扣完了，到我手里只有一千多块钱，再加上房子、孩子读书的税就所剩无几。
从45%降到15%，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对西部开发的税率是15%，如果加上各种费用，差不多44%，把税率降得这么低，会不会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很多人说美国人没有钱，结果马云跑去了，孙正义跑去了，说明他们觉得美国经济还可以。
美国的房地产不会像中国那样暴涨。十几年前望京一平米两三千，买一百平米，小两口两家一凑，30、50万还买得起，现在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在望京两家凑不起来，打工一辈子也凑不出来。
很多人替美国人担心，说他们没有钱，基础建设做的不好。但是美国整体的经商环境，苛捐杂税相对比较透明。如果把中国和美国做一个经商环境的对比，会发现美国还是中国富人想去投资的、保值的一个地方。很多美国人到中国，一想到北京，不考虑大北京美好的蓝图，先想到空气污染，这也是我们需要跟美国人做解释的地方，确实空气老是污染人家也不愿意来。
这是经济民族主义会遇到的很多挑战。有人把特朗普跟里根做对比，里根成就了美国的伟大复兴。特朗普做了很多期电视节目，在别人看来是花花公子一样的人物，想要把美国带出一个经济困境，确实有点不一样。但是里根时代美国只有8万亿GDP，外债不到1万亿美元。现在美国GDP是18万亿，外债都快超过20万亿了，现在美国是不是还可以自扫门前雪？
中国高层对特朗普相对理性。我经常批评美国人，对中国不尊重，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国家，特朗普没有讲中国太多的好话。他说他们喜欢中国人，中国人有钱，他们喜欢赚中国人的钱，但是中国人的仗义、勤劳没有太多说过。我们国家与特朗普打了两次电话，已经够礼貌了，但是他对我们中国还是缺少尊重，我们确实需要被尊重。
第三个菜篮子是政府的改革。特朗普提出了政府的改革，到最后发现改革的对象就是政府本身，中国也是一样，改革的对象就是政府本身。企业家不是担心人力资本，最担心还是政策的不透明或者多变，法律环境不透明或者多变。特朗普想改变这些东西，这反映了他的理想、情怀，这是大刀阔斧的东西。
我觉得能不能成功，恐怕还得让历史来检验，他做得好做四年，或者做八年，做不好，最多八年以后他也就下台了。我们相信，特朗普的变革让美国走入全新的时代，今后美国20、30年，还会走在世界的前列。美国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去梳理。★
时殷弘：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结束(2017年01月09日)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国务院参事。
2017国际问题高级讲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研究院，新浪国际联合出品。(在此转载 略有删节)
在我们熟悉的世界里，首先，经济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赞成的。其次，总体来说，全球化在世界各处是比较有益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球性金融衰退以前，大国之间的关系尽管有摩擦甚至局部对立，但是大体而言相对稳定。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心理和军事态势，美国不那么神经质，中国不那么激进，俄罗斯不那么不顾一切，日本不那么“修正主义”。从冷战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我们熟悉的世界已经大致结束或者至少正在结束，为什么？霍金的话非常深刻，全球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紧张和由此产生的变化，这是我们最大的生态。
经济全球化以后，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扩大，技术革命也使得巨大的差距顷刻之间几乎所有人都能知道。从英国脱欧开始到特朗普当选，全球政治文化变频。美国的“白人草根”阶层恨移民，恨华尔街精英、华盛顿精英，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精英让美国在全球化世界里受人盘剥，受所有人的盘剥，当然也首先受中国人盘剥。全球政治文化正在非常显著甚至接近于朝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向变化。各国经济保护主义措施，远比冷战结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广泛。
欧洲国家越来越包围在穆斯林移民潮里，反穆斯林移民潮，无论法国还是意大利，都表现了全球政治文化相当强烈显著地朝民粹主义、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方向变。不仅如此，俄国普京同西方、美国、欧盟非常激烈对抗，普京的咄咄逼人在国内大得民心。土耳其总统几年来一直在搞民粹主义，政变失败以后几个月到此后的急剧的极权体制出现，包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连爆粗口，大骂奥巴马，所有的这些也在菲律宾草根民众中得到了欢迎。从冷战结束到前几年为止，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风行天下。
西方显著变弱会对中国会提供一些战略和外交机会
特朗普上台，西方美国显著变弱，肯定对中国会提供一些战略和外交机会，美国和西方的变弱和失序很可能使得中国就中长期而言在对外战略政策上更加大为发力，大作进取。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在经济和金融方面，这是中国自身的软肋，中美经济金融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意义重大。中国可能因为特朗普执掌白宫而受损预测可能趋严重。有人说特朗普不会真的大规模减税，但是美国历史上里根曾经大规模减税，他的那些经济政策到克林顿的手里美国经济就好了，还债就不成问题了。有人说他们要大建美国基础设施，我们的高铁和高速公路可以进去，但是其实特朗普主要还是用美国的劳力和资本大建美国基础设施。
联邦储备署到目前为止是独立的，但是联邦储备署刚加了一次息效果马上就来了，资本更大程度流进美国，美元已经坚挺，美元更加坚挺，2017年至少还要加两次，所以这个效应大力吸引外资流入美国，令美元坚挺。美元坚挺大大增加了中国资本外流到美国的诱惑力，这样一来，有可能使得美国经济促进，重新振兴，使美国的原始实力，经济、金融的甚至于军事的，重新“伟大”起来。因此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机制下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的目标，不然，可能不再享有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最领先地位。
大国关系近年来急剧震荡
大国关系震荡主要有三个因素，一个是俄国和美国、西方激烈对抗，二是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太平洋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第三项是前两项的后果，中俄迅速接近，特别是在战略军事上的关系迅速接近。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全球性的，不但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美俄关系全世界也非常关心。这一点上我认为，美俄关系会改善。
普京的目标是有限的，限于减少美国的实力，与此同时保持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他的力量有限，俄罗斯经济弱，国内生产总值从2013年开始不断下降，降到现在1.3万亿美元，仍然依赖出口自然资源，经济结构性改革和私有化停滞不前，而且全球伸展的程度比不上美国，有很多事情取决于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是否以及如何决定同他一起走。
俄罗斯对中国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战略经济中的俄罗斯，就是以“一带一路”为主要代表的所有这些有战略意义的大的经济项目，二是中国战略军事中的俄罗斯，三是中国全球战略观念和地缘战略取向中的俄罗斯。中俄战略关系存在相应的问题，一是俄罗斯对华能源供给，二是俄境内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不管是进度、条件，跟我们开始希望的相当不一样。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的势力扩展有潜在或者实在的阻碍，而中国在南海、东海、西太平洋的战略活动等，俄罗斯有着重要的意义。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与西方对抗，已经烧掉了通往美国和西欧的桥梁，这样在中国战略军事当中扮演的角色急剧增加。
但是，中俄关系越紧，军事意义上关系越紧，可能给中国带来四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间接结果是促进中美关于西太平洋的可能的军备竞赛。第二，俄罗斯是中国的重大战略伙伴和外交伙伴，在中国全球战略观念和地缘战略取向当中，产生了重要的助力，增强了中国对自己地缘战略能力的估计。第三，中俄关系越紧密，潜在增添中亚和东欧国家对华的不满和担忧，比如和我们关系很好的波兰。第四，对我们的世界观可能有一定不利影响，也可能鼓励中国过多地多地从大国集团对立和竞争的视野去看待世界战略格局，可能产生被俄罗斯拖入与中国本身重大利益关系甚少的重大国际纠葛的风险。
中国应在“保底”的前提下审慎地积极进取
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可以称得上急剧的变更趋向，虽然给中国提供了某些战略机会和外交机会，但它给中国增添的困境、压力和伤害更不容小觑，其影响很可能很深远、很关键。在目前世界大局势复杂难懂、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中国在战略实践中除了坚决阻止和回击对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伤害外，首先要“保底”，在“保底”的前提下审慎地积极进取，无论在“战略军事”还是在“战略经济”方面都必须如此。“保底”就是参照中国悠久的政治主流传统中的战略保守主义，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的稳定、繁荣和进步。我们面临的特别关键的战略问题，“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鉴于中国当前的总体经济和金融形势，国内的稳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应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近乎压倒性的战略重点。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和西方的失序可以鼓励中国在国外更加大力积极进取，但同时也增加了中国过度伸展的可能和风险。★
时殷弘：中国必须谨防战略透支(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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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边外交的战略评估
问：您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及其战略本质？
时殷弘：现在看得比较清楚，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和影响力，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目标，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两大类，即“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从2012年11月十八大到2014年秋季为止，中国主要是在运用广义的“战略军事”;然而，从2014年秋季开始，很可能作为某种战略审视的结果，战略经济急剧凸现，同时战略军事层面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是显要的。因而可以说，中国当前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形成一种复合性的复杂路径，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是个战略扩展，并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但是，无论是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都需要审慎，防止过度扩展导致“战略透支”。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周边外交领域，特别是南海问题和朝鲜问题。总体上，中国需要从大局出发，应对这两个突出问题。在南海问题上，可能开始浮现新兴强国对既有强国的基本互动逻辑：新兴强国倾向于反复而有限地向前推进并从中获益，这样的可能的隐患是容易缺乏足够的意愿去主动减抑重大的冲突动能;既有强国则为规避难以经受的冲突及其升级，反复或被迫地收缩或退让，但最终可能会认为已经无可再退，决心一搏。南海问题本身重要，同时又是中国战略总环境和总任务中的一个局部，我们需要尽可能将它置于中国的战略大局中来处理。在南海问题上，有一个总的原则：既维权又维稳。如果前段时期在维权方面做了很多，那么今后一段时间就要多补维稳。在增进中国军事实力地位和实际主权存在的同时，需要防止中美间战略竞争和对立进一步急速发展，并且还需要继续将支撑和改善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当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半岛问题历来至关重要，而且经久难解，当前则尤为紧迫，富含风险。从战略安全角度看，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若干项经久的重大利害问题，它们在长期意义上都是至关紧要的，因而不能扬此抑彼或取此舍彼，中国需要以尽可能平衡的方式，同时予以推进、维护或弥补。朝鲜进行核试验，继而发射远程火箭，经过漫长和艰巨的磋商，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空前广泛、空前严厉的制裁决议，虽然中韩关系已受急剧损害。由于这个制裁决议及其贯彻，中国的某些核心或重大利益得到了促进和维护，因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段内，要格外注意其他核心或重大利益。需要保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上保持必需的灵活回旋余地，防止朝鲜长期对华敌视，防止其内部因经济凋敝而生乱，避免其近乎孤注一掷地挑衅而生战。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总体和长期的重大战略利益出发，有必要在适当时候改善中朝关系、恢复中国对朝鲜对外政策的积极影响或非制裁式的影响，为此应该预留合适的、充分的战略余地。
问：您如何评价当前“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等战略工具的有效性？
时殷弘：首先我们越来越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是：新一届领导人对于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西部)增长权势和影响力寄予厚望。特别从中长期说，这一权势和影响力无疑会也确实要削弱乃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该区域近乎支配性的优势。问题在于追求实现上述这个抱负的战略。当前，我们正在目睹“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同时运用的合成实践。
无论是领导人反复提倡并着力推进规模巨大的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中国从2014年10月起大力提倡并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是中国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还有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实施和努力推进的“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全都可以认为是这一方向上的重要事态。此外还要加上已经完成谈判的中韩自贸协定和中澳自贸协定，还有着力推进的、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及其他已经或准备大力投资的远近周边经济项目。
从党的十八大到2014年秋，中国主要使用的是“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战略军力建设加速突进、中国对美国在战略和军事上的强劲和广泛的竞争、中国与日本的持久激烈的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积极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确实有助于推进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大幅度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急速、显著地扩展，同时强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然而它们也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软权势”，增加了中国东部周边的战略环境和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也增进了中国与日本以及美国的冲突风险，客观后果是美国强化“战略再平衡”，日本加速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以它们为主要关注点的中国对外战略如果长时间延续，就会增加“战略透支”的风险。
因而，可能是作为某种战略审视的结果，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急剧实行一种有利于“战略经济”的重大决策，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一项紧迫的国内需要，那就是在国内经济增长缓慢、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下，力求显著增进境外对中国产能的需求。考虑到2014年10月和11月，中国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两项重要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情况就更是如此。总之，中国政府已经并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继续将其对外政策的着重面“分叉化”，使“战略经济”成为其优先议程上另一个重大维度。
虽然先前以“战略军事”为主的基本方略具有非同小可的代价和风险，但这些并没有令中国胆怯。“战略军事”的某些重大方面依然存在，存在于中国当前基本的战略态势或是战略复合态势之中。中国战略军力继续加速度急剧增强，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必定仍将如此。在这方面，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中美军备竞争和更广泛的战斗力竞争显著浮现，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在这方面一项新的潜在重大事态在于：美国同韩国不顾中国经过艰难磋商后最终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实施空前广泛、空前严厉的制裁决议案，执意准备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此举将严重削弱中国现有的战略威慑能力，成为加剧中美战略武器竞争的一个重要动因。中国武装力量面向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的军事斗争准备也正在加速进行，在南海和东海方向伸张自身海洋权势的决心依然如故，并在南沙群岛五至七个岛礁同时大规模建设包括飞机跑道在内的军民两用设施，这些都作为当今的首要事态，看来多少有点像“决定性的一击”，从而加剧了中美的战略竞争和对立。由此开始，在短时间内，美国屡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中国扩建之后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进入其12海里周围水域，中国则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地对空导弹、先进战机和先进雷达，并且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对峙。不仅如此，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协作迅速进展，特别是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加速对华输出，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
因而可以说，中国当前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是一种复合的复杂路径，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像是一个战略扩展，但尚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与此同时，在“战略军事”的若干重大方面与“战略经济”的需要之间，实际上存在某些不可否认或漠视的抵触情形;在战略权衡思考和战略平衡努力方面，中国应该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以求尽可能减少“战略透支”的可能性。
问：在“战略经济”层面，如何避免可能的“透支”情况？
时殷弘：在“战略经济”领域确有审慎从事的必需，否则“战略透支”风险会在另一大领域生成，甚或变得严重。就此，需要就“一带一路”以及“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高铁项目输出等等的设想和筹划去思考相关问题。它们归结起来，就是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必须深入认识别国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连同为此进行更充分的国际协商的必要性;必须将它们真正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它们的真正成功。现在关键的瓶颈在哪里？不在中央集权和地方主动(就“一带一路”而言的地方主动)的中国国内，而在于中国与多个拟合作国家之间的主要是双边的国际磋商和谈判，它们远为复杂、能动和滞后。
应当回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事业，也是广泛的国际共同事业。要真正认真地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探寻它们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中国界定它们需要什么。在这个至关紧要的方面，必须充分重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当代生活经验、包括发展经验的对接。不能想当然地设定中国当代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广泛适用，普遍欢迎，而漠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复杂的特殊性，甚或出现在有些场合相反的取舍倾向。否则，我们就会重蹈自己反复批判的西方普遍主义的覆辙。
还有，至今为止关于“一带一路”的创议几乎全都来自中国，这是不应当的;需要将某些重大的创议着意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员”，并且由此增长别国的合作主动性和积极性。还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有关战略规划只是所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此外还需要有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划;而且，前者还须按照后者予以调整。
不仅如此，中国还必须注意少说多干。说得过热就一定会加剧俄罗斯和印度的反感，并且引发和加剧中亚各共和国和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小国的猜疑。在中国这里，“一带一路”的对华地缘战略意义大致只应关起门来自己讲，不应少有顾忌地公开讲，否则只能“证实”外国的担忧和猜疑。需要充分地认识到，在中亚各共和国和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小国的领土上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有着几乎“天然的”敏感性。这些国家当然有关于长远的主权、自主、安全以及利益分配的疑问和担忧。这类建设“天然地”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性质的疑虑，激起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国内政治论争和相关的不良效应，如果中国做得不够恰当的话。还有，关于外国的疑虑、担忧和利益追求，要认真研究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中国应该如何更合适地对待。
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其他重大的对外经济项目是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一个愈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必须从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视角去看待它们。由此而来的一项重大要求，是尽管其中的不少组成部分必须优先服从非经济、非财政的目的，亦即外交、政治甚或战略目的，为此至少在一段时期里接受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负面效应，然而它们总的来说，必须产生广义和狭义的经济、财政利润，否则从长期来说所需的中国国家资源将难以为继，如果不为此过分减扣中国经济、财政的其他重要方面所需的资源投入的话。也因此，审慎地从事经济、财政评估，不让它们总的来说成为至少中长期意义上的“亏本”项目，是推进“一带一路”和其他境外建设项目的一大必需甚或“底线”。而且，由于它们大多将处于经济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境内，这必需或“底线”特别要在规划和实施中予以注意。
最后，还需就此谈到中国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内在平衡问题。“一带一路”创议在中国引起的空前大热潮，主要面向中国西部、南部和北部外缘的高铁输出，中巴经济走廊创设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倡议，外加中国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区域进一步扩展经济存在的宏图和实践，所有这些动态伴有一种不利的政策观念，那就是它们导致中国的许多官员、机构、学者和媒体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对外开放“再上一层楼”压倒性地置于中国西面，或曰“西进”，而太少考虑、呼吁和规划“东进”，亦即中国穿过和跨越太平洋的进一步经贸突进，或曰与美国以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太平洋发达国家的更大规模的互惠开放。这是一种中长期后果可能相当严重的失衡或偏颇。
诚然，中国可以从西部以及南部大外缘――所设想的“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取得能源和矿产，获取某些钱财，为某些过剩生产能力找到境外出路，并且得到更大的外交影响。可是，中国已经有多方面的境外能源和矿产来源，大致不怎么缺乏钱财，而且在那里已经有重大的外交影响，何况为过剩生产能力找到境外出路的好处大致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这有可能减弱调结构和搞改革的“倒逼动力”。
从长远的升级式发展来说，中国相对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是广义技术，而这基本上只能从中西欧和北美、日本得到。中国必须进一步穿越和跨过太平洋，以扩大而非缩小美国以及日本和澳加等国资本的中国市场准入为交换条件，争取大大增进中国对这些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争取其中最大最深远的裨益，即吸取广义的先进技术，加速中国进入世界贸易、技术、操作管理的高端的进程。简言之，在这方面中国应当争取以小换大，至多以大换大。在不仅要向西看，而且要――也许从长远说更要――向东看的意义上，经调整而实现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内在平衡是一大要务。
二、南海问题的战略应对
问：您如何理解南海问题的性质，包括它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定位？
时殷弘：我们现在对南海问题的认识很深入，但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现在看来还没有充分的条件真正去讲清楚九段线的基本法律涵义是什么，因为没有真正想清楚和界定清楚，包括它的全部或大部分法律、政治、外交和战略涵义。九段线本来就是比较刚性的，因为要讲法律就几乎都是刚性的，特别是有关最根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前面已经着重讲过新兴强国对既有强国这能动过程的一个基本的互动逻辑。换句话说，新兴强国容易倾向于漠视或轻视克劳塞维茨说的“胜利的顶点”，既有强国则较容易倾向于漠视或是延宕规定“退缩的底线”。这种形势可能在南海问题上有所浮现。从长远趋向上来看，理解这个逻辑有助于我们在根本战略层次上既知己，又知彼。
相比南海问题，中国还有更大的总体战略任务。在战略大局中，有一个问题很突出，就是不管由于多么复杂多样的原因，中国周边对外关系状况总体不佳。与此同时，中国过去多年花费很大精力营造的对美关系到现在为止也很复杂，有不少挫折或令人失望的地方。而且，这两者之间有大联系：中美关系状况的风波和负面动荡很大部分源自周边的半岛问题、日本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等。中国需要遵循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战略大局，搞好周边，经营亚洲，最终劝使和迫使美国接受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战略地位。
问：您认为处理南海问题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时殷弘：南海问题有一个总的原则，应该也是我们周边外交总体战略原则，即维权维稳的原则，我们当然要维权，但维稳也很重要。无论如何，近一段时间还是要按照中国政府公开倡导的“双轨”原则。需要防止中美战略竞争和对立进一步急剧增进，也需要继续将总体上改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当作是外交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要搞好与东南亚陆上国家的关系，还要争取弥补或强化我们的薄弱环节，争取维持住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在南海问题上，必须增进我们的军事实力，必须增加我们的主权存在。然而另一方面，假如南海问题导致中美发生冲突，或者冲突过早到来，同时导致毁坏我们和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那就是很不利的。所以，应当保持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大致平衡。
在激烈和复杂的南海争端与推进中国“战略经济”的重大需要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鉴于越、缅、印三国在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三方面相对而言具有最重要、最长远的意义，也鉴于它们对中国的猜疑、防范相对强烈，且其现有对华关系状况相对较差或很差，中国在推进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方面的短期任务和中长期根本问题在于：尽可能努力减少它们的对华疑虑和不满，使之逐渐在参与利益与参与代价或风险的国策权衡中，更多倾向于参与利益。目前突出的关键问题是南海争端及中印领土争端，边界紧张导致它们对华疑虑和不满显著增长。中国由此面对一个尖锐的战略轻重缓急次序安排难题：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与南海争端及中印领土争端究竟孰先孰后，孰易孰难？事实上，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对中国有更大、更长远的地缘战略意义。它们关系到能否逐渐弱化美国在西太平洋西南方向乃至印度洋东部的战略外交权势，能否长期缓和并改善中印两大国的关系，能否使中国战略式进入印度洋并构建在该地区的权势存在，能否以有利于中国的方式创造条件从而最终解决南海争端。对此，中国需要做出一个艰难但必要的、关于这方面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的正确决断。
2016年春天起，鉴于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即将就菲律宾提出的南海问题诉案做出裁决，也鉴于美国、日本、欧盟和东南亚大多数海洋国家必将借此裁决进一步质疑和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及海洋权益声索的合法性，中国政府开始采取类似于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大力追求外国政府表态认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在短时间内，中国已争取到柬埔寨、老挝、文莱、孟加拉、巴基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印度、波兰、冈比亚、毛里塔尼亚、苏丹、委内瑞拉等国同意或支持中国的重大立场，即南海争端应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它们之间的双边谈判去协商解决。在海牙仲裁所谓裁决出笼后，中国政府当即表示，菲南海仲裁案裁决非法无效，不接受不承认，并加大有关的外交努力和军事斗争的力度以回应挑战，以促进中国关于南海的宏图的实现。
三、朝鲜问题的战略审视
问：您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在朝鲜半岛面临的战略压力及其平衡方式？
时殷弘：从战略安全上说，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六项经久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它们是：朝鲜半岛基本和平稳定，即“不生战”;朝鲜内部不能出现严重和急剧的大失控、大混乱以致内战状态，即“不生乱”;朝鲜必须对中国有起码的友善态度，防止或阻止朝鲜持对华持久敌视态度，强有力地阻滞朝鲜的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发展，促使它在这方面至少有实质性的收敛，以致争取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保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方面必需具备的起码灵活的回旋余地，不允许任何外部事态或外部压力取消之;朝鲜半岛不得成为美国针对中国、侵害中国的重大战略军事堡垒，而且与此密切相关，争取和维持韩国对中国的基本友善。一方面，多年来这些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几乎一直存在互相间摩擦或矛盾，有时甚至还有暂时冲突，这些作为一部分原因导致中国多年来参与半岛事务面临种种困难和麻烦。然而另一方面，它们长期以来都对中国至关紧要，因而总的来说不能扬此抑彼，更不能取此舍彼，而是必须以争取尽可能平衡的方式，同时予以真正的关注、推进、维护或弥补。
在半岛北方悍然推进新的核试验、继而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远程火箭之后，中美两大常任理事国之间开展艰巨的磋商，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空前严厉的制裁决议。由此，中国上述第4项核心利益得到当前看来是最佳的促进，同时也及时护卫了第6项核心利益，即争取和维持韩国对中国的基本友善。因此，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段要格外注意上述第2、第3和第5项核心利益，争取在为难情况下实现尽可能适当的平衡。
与先前四次安理会关于半岛北方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的制裁决议相比，这次制裁决议的根本特征和“创新”，在于制裁已不限于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而是扩大到将许多间接相关的项目和活动纳入制裁范围。与此同时，同样重大的变化是：在新的制裁决议内，绝大多数条款都是强制性条款，不同于先前各项制裁决议中有不少条款仅是敦促或建议联合国成员国采取相关措施。
原本对中国来说，最有利的局面是坚持安理会决议原则上如同先前各次，以更大的力度和范围去制裁半岛北方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不同意将制裁扩大到与之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或者说，宁愿安理会决议进一步推迟产生，也要劝使和迫使美国及韩国让步，不变更历来制裁决议的上述根本原则，以便保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方面必需的灵活回旋余地，防止或阻止半岛北方对华经久的敌视态度，并且有利于防止其内部因经济凋敝而生大乱，或者近乎孤注一掷地挑衅而生战。与此同时，中国可以像2013年上半年那样，“单边”和自主地对其某些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采取制裁，它们可以因形势和需要的变化，自主地予以缓解、暂停或结束。然而，鉴于美国和韩国方面此次决心空前，强烈坚持要在安理会制定极其严厉、非常广泛的制裁决议，而且已采取或准备采取一系列就半岛和平稳定及中国战略安全利益而言危险的举动，因而中国方面在朝核问题上受到来自美韩的压力亦属空前。
随着安理会通过新的制裁决议，中国上述最佳选择已不存在，因而需要“退而求其次”，以便防止和阻止因为履行这个空前严厉、空前广泛的制裁决议而损害中国的重大利益。在目前，需要大致不打折扣地严格履行该决议，这对于实现如下三个目的而言是极有必要的：即严厉惩罚半岛北方对中国利益和尊严的侵害，保护和弥补中韩关系，坚决阻止在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或至少迫使它大打折扣。然而，在一段时间以后，需要为了中国的其他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悄然和逐渐地改成基本履行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方针，并且大致不采取中国国家对朝“单边”制裁，除非它做出新的非常严重地侵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事情。
不仅如此，即使在目前，履行安理会制裁新决议中带有陆海空封锁性质的强制检查条款时，也需要小心和有一定的灵活性，绝对防止因此发生小规模冲突。同时，对禁止成员国国内的朝鲜银行分行活动条款的履行也要尽可能保留些许灵活性，不能因此而大大损毁中朝“无害贸易”。
顺便可以谈论中国在半岛北方新近核试验之后公开提出的关于两项谈判彼此平行和交织进行的提议，即提议发动谈判，旨在缔结美朝和约，以此取代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与此同时恢复和进行半岛无核化谈判，该谈判由于2009年朝鲜退出而中止。这个提议遭美韩两国迅速拒绝，部分反映了“磋商前宣告”的做法可以反思。还可以深入思考的是，这个提议实际上是基于几项可疑的前提：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首要目的是遏阻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危险，或者说是遏阻美韩对朝的“常规”军事威胁;朝鲜会相信可设想的、美国据朝美和约承担的对朝承诺;朝鲜不会利用半岛无核化谈判从事战略性欺骗，这种情况在金正日时代就曾反复出现。
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总体和长期的重大战略利益出发，中国有必要为适当时候改善中朝关系、恢复中国对朝对外政策的积极影响留下合适的余地。一方面，这种余地在很大程度上由其自身的行为决定。朝鲜劳动党于2016年5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朝方领导人对此高度重视，为之“大押底牌”，同时核弹头技术和中远程核武运载技术经过几年新发展和数次新试验之后，被公认有了显著进步。此后一段时间内，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蛰伏”状态，即2016年1月初新的核试验以前历时约三年的状态，其间朝鲜没有进行核试验和中远程导弹试验，也没有对韩国作重大的军事挑衅。倘若如此，就可以为中国改善中朝关系提供起码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在这方面可用的合适余地也由中国自己决定。如果牢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多方面重大利益，力求在困难情况下平衡这些利益，防止扬此抑彼或取此舍彼，决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中国就能在机会来到时站在迎接这一机会的有利地位，以利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维护总体和长期的重大利益。
大参考之学院争锋：与时殷弘辩“战略透支”2016年9月
作者：邹治波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2016年9月22日，媒体刊登和转载了时殷弘教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战略透支’风险日增”。看到题目，甚感新颖和重要，但读了几遍此文后，感到文中存在逻辑关系颠倒以及战略性质判断错误等问题，现就这些问题与时教授在三个层面进行商榷。
一、逻辑关系颠倒了
时教授说，中国从十八大到2014年中实施“战略军事”，包括军力建设推进、针对美国的广泛军事竞争、与日本持久激烈对抗、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采取强硬姿态及密集军事活动等，给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环境增添了复杂性，加剧了与日美的冲突风险，甚至促进了美国战略再平衡的强化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中国采取的战略措施，才导致了局势的复杂和美日与中国的对抗。
幸亏这些事件刚过去不久(有的还正在进行)，我们能够很容易回溯看看这些问题的发展脉络。
先看看东海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历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实施着对钓鱼岛的实际管辖权，虽然这是非法无效的，但中国并未主动采取措施打破这一状态。然而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实施所谓将钓鱼岛“国有化”的“购岛”计划后，进一步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被迫采取派出海空舰船和飞机对钓鱼岛海域和空域进行巡航以宣示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的行动，从而引发了中日间的对抗。
在南海岛屿争端问题上，中国一直奉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主张，但相关国家置若罔闻，从八十年代开始就采取岛礁建设、油气资源开发等实质性行动，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主张没人理会。在强大民意压力下，中国政府才于近年开始在自己岛礁上进行建设，而这正是其他国家一、二十年前就开始的行动。但在美日挑动下，南海由此出现了紧张局势，也就有了中国与美国的对抗。
从东海和南海问题的发展脉络看，紧张局势的起因是周边一些国家的侵权行动在前，美国幕后操控、搅局在前，中国的反应和相应行动在后。更遑论美国实施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日本加快解禁集体自卫权进程与中国的关系。因此，时教授颠倒了问题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
二、战略性质判断错误
时教授把中国这些年的“战略军事”看成是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扩大了战略活动范围，似乎中国是采取了一种进攻性和扩张性战略。
然而，无论是从历史看还是从实践看，中国的战略文化从没有扩张基因，中国始终奉行一种内向性的、防御性的战略和政策。中国无论是在东海、南海问题上，还是在“萨德”等其它周边问题上，中国都是被动者、利益受害者和防御者。
中国从没有寻求什么霸权和所谓势力范围。我们承认，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中国必将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拥有更大发言权，但中国绝不会以一己之私去滥用这种权利，而是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为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发声。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和中国方案，并力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会，就是中国这种理念、政策的体现。
三、战略态势判断失误
时教授认为，中国“战略军事”将增大“战略透支”的风险，“战略经济”如果不审慎作为，“战略透支”的风险可能会更严重，显然时教授认为现行的中国军事战略和经济战略(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亚太自贸区、与韩国和澳大利亚完成自贸区协定谈判、输出高铁项目)将带来中国的“战略透支”。
从战略逻辑看，一般来说只有战略扩张，战略用力超出其实际实力和潜力，才会导致战略透支。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没有战略扩张的丝毫意愿和行动，当然中国文化、理念和政策也不允许进行战略扩张。那么是否中国现行的经济和军事战略超出中国的实力和潜力呢？
虽然近年来我军事现代化获得突破性发展，这既得益于我经济强劲发展和科技水平大幅提升，也和美国不断升高的对我战略遏制和周边主权维护压力息息相关，但即使如此，我军事开支也一直保持在合理区间，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新近提出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重大举措，也是基于开创我国新的改革开放格局，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考虑。当然，在实施这些重大举措时，我们也会量力而行，按照一定计划、时间和节凑而稳步推行。
我们当然应该记住前苏联的历史教训，绝不走前苏联不顾国情和能力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从而导致其在内虚外压下最终解体的老路。
但是，我们也绝不能放松军队现代化建设，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忽视军事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军事发展就没有支撑;同样，没有军事保障，经济发展就不会安全。军事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军事发展必须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