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崛起过程中，中国人时常感到不满的一个方面在于，虽然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第一贸易大国，也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似乎与这一实力地位并不是很相称，有的时候还受到明显的压制。由此，如何把实力转化为影响力，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原题：特朗普让一项中国课题加速
原载：凤凰大参考(2016年1月12日)
作者：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战略决策研究》执行主编，周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国际战略、东亚合作。有《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大国的亚太战略》等著作多部。
1月11日，奥巴马在芝加哥进行告别演讲，其中一句话在中国引起涟漪：“俄罗斯或者中国无法匹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除非我们自己放弃这种影响力，变成一个只会向邻近小国寻衅滋事的大国。”
实力与影响力的确不同。当前，中国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尚未将实力转化为影响力。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中美关系面对前所未有的激烈博弈，全球影响力的比拼可想而知。
中国最要紧的行动任务之一，是需要寻求把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有效方式和路径。
将实力转为影响力之前，需要先做功课。
在崛起过程中，中国人时常感到不满的一个方面在于，虽然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第一贸易大国，也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似乎与这一实力地位并不是很相称，有的时候还受到明显的压制。由此，如何把实力转化为影响力，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而特朗普的上台，让这一任务变得更为急迫。
实力转化为影响力，需要一定的基本条件。首要的条件，是要有实力，这个有实力不是指有一般的实力，而是要有强大的实力。
没有强大的实力，冒然去追求很大的国际影响力，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事情。没有强大的实力为支撑，即使一国暂时获得了较高的影响力，其维持影响力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也比较大，它所获得的影响力常常也不那么可靠。
在这个方面，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春秋时期的宋襄公。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后，中原政治舞台出现霸权空白的状态，宋襄公急于填补这一空白。宋襄公的有利条件是，他为齐桓公之后的齐国国君复位起了关键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两次打败齐国，这也可能助长了他称霸的野心。宋襄公试图通过会盟诸侯的方式，确立霸主地位。公元前641年，宋国主持了曹、邾等国的会盟。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和齐孝公、楚成王在鹿上会盟，请求楚国允许归附楚国的中原诸侯奉自己为霸主，这已经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举动，但他自己似乎无所觉察。第二年春，郑文公朝楚，这引起宋襄公的不满。同年夏，宋襄公起兵伐郑，楚出兵伐宋以救郑。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泓水之战，宋军在战争中一败涂地，宋襄公自己股上也受了重伤，并于两年后因伤去世。宋襄公对霸业的追求由此草草收场。
宋襄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还不具备霸主实力的情况下，就急于追求霸主的影响力。他在短时期内也取得了一些表面的成功，但这样的做法，终究经不起其他大国反对的检验。在实力明显不足时，追求很高的影响力，不仅难以获得成功，反而可能招致危险的结果。
与之相比，朱元璋在群雄并起的局面下，采取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把努力的优先方向放在积累实力方面。缓称王不是不称王，而是在力量不足时暂不称王，等力量和战略态势相对有利之时再称王。
试图获取和实现国际社会中更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所有大国，或者有大国抱负国家的共同愿望。
在这一愿望的推动下，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不时也会出现一些国家追求超出其实力地位的影响力的情形。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二战后一个时期的英国和戴高乐执政时期的法国。
英国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重要的贡献。战争过程中，丘吉尔也一直是盟国方面的三巨头之一，加上战后英国自认还有过去的庞大帝国遗留下来的许多遗产，它在世界上还有较为可观的传统势力范围。这使英国试图作为美、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它曾经试图构筑一个以英国为盟主、以英法为核心，以美国为依靠力量的西欧联盟。但这种试图成为“第三种力量”的想法受到美国的强烈排斥，最后无果而终。可以说，英国具备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很多有利条件，包括二战战胜国的地位、传统的势力范围，在世界上广泛的联系和友好关系、出色的外交手段等等，对英国来说，唯一缺乏的条件，只在于实力上的不足，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的消退。
与之相似的是戴高乐执政时期的法国，戴高乐坚持认为法国是一个大国，拒绝屈从于任何外来势力，无论是美国或苏联，实行以谋求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自主和世界大国地位为政治目标的戴高乐主义。在政策层面，戴高乐采取了多方面的政策来维护法国的影响力，包括撤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建立法国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缓和、谅解、合作”的关系，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建立一个摆脱美苏控制、以法国为中心、法德联合为支柱、由欧洲主权国家联合起来的“大欧洲联合”，此外，法国还采取努力保持和增进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和影响。应该说，戴高乐的政策在提升法国影响力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以法国的实力现实，它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大幅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这样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国与美国、法国与部分欧洲国家的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实力不会自动转化为影响力，而需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加以转化。
国际影响力是大国一项重要的战略资产，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包括物质层面的价值和心理层面的价值。每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都试图追求较高水平的影响力。已经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更不会轻易放弃其所具有的影响力。
大国对于国际影响力的竞争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而且国际影响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零和性质。正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中，中国、印度影响力的上升，往往意味着西方国家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在这个方面，很难实现皆大欢喜的结果。
一国如果不努力争取，它的实力并不会自动成为影响力，其影响力长期滞后于实力，是一种颇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以美国为例，在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有着庞大的版图，其人口超过英国和法国，其工业总产量落后于英国但与法国大体相当，并超过其他国家，美国的农业产量居世界首位。1866年，一家英国杂志《观察家》不无嫉妒地指出，“不再有人怀疑美国是一个一流强国了。这样一个国家，冒犯它会很危险，进攻它几乎不可能”。欧洲的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预见到，美国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巨人，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作用。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美国只是国际政治中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在这个方面，值得注意的不是美国崛起并拥有大国地位，而是美国崛起为能对重要国际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花了这么长时间。
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经济上具有巨大的优势，在人口、农业生产、原材料、工业能力和金融资本等所有领域，美国的规模和效率举世无双。美国的黄金储备几乎占世界各国总量的一半。192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大国军费开支的31%。美国的参战，也是影响战争结果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虽然有着如此多的有利条件，但在一战后一个比较长时期，美国并没有获得和保持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影响力，一直到二战爆发以前，欧洲依然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
与此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是二战爆发之前的苏联。由于经济制度和统计方法的不同，苏联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如何做横向比较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难题。从钢铁产量、汽车产量、发电量、机床储备量等指标来看，1939年欧洲大战爆发前，苏联工业规模略低于德国，而高于英国，排在欧洲第二，世界第三的水平。苏联在工业技术方面应明显落后于美国、德国和英国，但由于其庞大的国土和人口规模，其综合实力仍颇为可观，应属欧洲一流强国的行列。但在二战以前，苏联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十分边缘，其影响力与其真实实力之间的差距十分显著。
可见，在国际关系中，实力与影响力之间存在落差是一种常见现象，这一落差有时可以达到颇为显著的程度。为此，对于具有较强实力的大国来说，采取适当的政策，有意识地把实力转化为影响力就具有了一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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