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前辈回忆文章
前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空军诞辰68周年之际，我们发表空军老前辈常乾坤、吕黎平的回忆文章摘要，以此纪念空军节。
东北航空历史研究会
第 一 所 航 空 学 校
据曾经担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常乾坤回忆：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没有空军的条件下取得的。但我们党很早就希望有自已的空军。今天，中国人民终于有了自已的空军。同党的其他事业一样，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也是在艰苦斗争中诞生并成长壮大起来的。
日寇投降后，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去东北，创立东北根据地，我们延安航空小组的同志也在焦急地等待中央的决定。一天清早，叶剑英参谋长把我找去，对我说：“枣园有电话来，要你去，想是谈你们去东北的问题。” 听到这话，我高兴得连早饭都没有顾得吃，就急忙赶往枣园。9点来钟，一个同志把我带到任弼时同志住的窑洞里。弼时同志象是早在等我了，他和我握手后，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得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看怎样？”
我激动地连忙回答：“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这个光荣任务!”
“我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是吗？”他笑了笑，接着又说：“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少奇同志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去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
中央首长的谆谆教导，一直是鼓舞我们勇往前进和不断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10月15日，我们一行20余人，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星夜赶赴东北去了。
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达了东北，首先向东北局报告了党中央的决定。根据当时的局势发展，东北局又对建校的方针、原则和具体作法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当时，日寇丢弃的航空器材散布东北各地，许多机场和飞机、器材，都遭到了日伪、土匪、特务的严重破坏，仅留下来了一些飞机，也是残缺不全，有的缺翅膀、少尾巴，有的没有胶皮轮子，有的座舱仪表都被砸碎。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手里，或被土匪特务抢走，进一步遭到破坏，东北局要我们好好依靠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依靠广大群众，动脑筋，想办法，把一切可以抓到的器材全部抓到手中，迅速把航校建立起来。
毛泽东主席的自力更生的伟大思想鼓舞着大家去接迎困难，战胜困难。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和东北局原先派去搞航空的同志组织在一起，进行了紧急动员。同志们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器材。除锦州、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有来得及抢运以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等地，凡是有航空器材的地方，同志们的足迹都踏遍了。甚到连机场附近的山沟、村镇也访问到了。大家一个一个地寻找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子，一桶一桶地寻找汽油、滑油，各地党、政机关，民主联军，土改工作队和广大农民群众，给了我们很大支持。他们不仅帮助我们摸情况，提线索，当向导，看管器材，还支援运输工具。当时最感困难的是交通不便，火车不通，收集起来的破残飞机和笨重器材运不出去。老乡们就用牛马大车帮我们转运到目的地，使我们克服了人生地疏、运输不便等许多困难。搜集器材的工作是相当艰苦、紧张的，不少同志累出了病。有的同志在抢运器材时轧断了手脚，成了残废;有的在寻找器材时误入原日寇的毒菌场，中了毒，得了慢性疾病;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然而，收获也是巨大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前后从各地总共收集了不少破飞机、发动机、油料、仪表，以及其他航空器材。虽然，稍加修理即可使用的飞机为数不多，绝大多数只能拆下点零件来拼凑使用，但这就是航校的全部家当，也是保证航校训练的主要物质基础。
由东北局派出的同志，首先在凤凰城、桥头等地接收了一些航空器材，成立了航空队，驻辽阳、宫原等地。国民党军占领沈阳后，其四周临近的中小城市都直接受到威胁。东北局指示他们迅速离开宫原向通化转移。到通化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派来了一批干部，紧接着，又从山东抗大分校送来100多名学员。航空队奉命扩建为航空总队。经过了三四个月的紧张、积极的准备工作，终于在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就是我党我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争取尽早开始训练，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是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意图，也是航校全体同志的光荣任务。但航校的训练需要有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可是航校成立以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来了两次大搬家;一次是1946年4月中旬，由通化搬到牡丹江;另一次是1946年11月间，又由牡丹江搬到东安。
第一次搬家是在四平战役吃紧的情况下进行的。怎样转移呢？能飞的飞机可以从空中转场，但牡丹江机场能不能接收转场的飞机呢？消息不通，不得而知。即便可以空中转场，那大多数不能飞的飞机和笨重的器材又怎么办呢？能不能及时抢救出去，在路上会不会遭到特务、土匪的破坏？但不管困难多么大，必须赶快转移。航校党的领导进行了紧急动员，赶紧布置转移工作，决定空中、地面同时进行转移，一面派出飞机前往牡丹江侦察，一面派先遣队到牡丹江布置迎接飞机转场。经过全体同志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终于在短短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了敦化、延吉等地。
从牡丹江搬家到东安是严冬季节。东安附近的机场遭受了比较严重的破坏，弹坑累累，营房、仓库等建筑物都成残垣断壁，几乎连一栋完整能用的房子都没有了。尤其是，东安一到冬天，风雪连天，对面看不见人，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向这样严寒的地方搬家，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否则飞机转不出去，器材也易受到损失。可是敌人逼得很紧，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有向延吉、牡丹江一带大举进犯的态势。学校赶快抽出大部分人员先去东安抢修机场、营房和仓库，在当地党、政、军、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1个多月的日夜不停地赶修、抢运，航校终于在11月底搬到了东安。
这两次大的搬家，虽然给航校增添了许多新困难，打乱了航校的全盘工作计划，影响了训练工作的开展，但也锻炼了航校的干部，培养了同志在艰苦条件下进行转场的能力。
训练快开始了，一连串的难题也出现了。要飞机上天，首先要有各种航空技术人才，要有教飞行的，教领航的;要有机务维护人员，修理人员，仪表、电气、无线电等特设人员以及气象人员等等。但教员知识差，学员文化低;教材在哪里，怎样训练，由谁来教，怎么教法，特别是在依靠谁办航校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的意见。党中央要我们建立的是培养航空骨干，为未来人民空军打基础的航校。航校党的领导坚持了我党建军的根本路线和培养工农骨干的正确方针，保证了党在航校的绝对领导，保持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贯彻执行了党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旧技术人员的政策。
旧技术人员在航校训练方面应该说是做了不少工作，是有贡献的，但是这些同志在训练中曾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意见，如在教学方法上，他们主张：先学习一些抽象的理论，书本知识，后接触实际。按照他们的意见，训练一期学员至少得几年。事实证明他们的意见是行不通的，既浪费了时间，走了弯路，也遭到了学员的反对。因为我们的学员都是工农子弟，仅有的一点文化还是参军后学的，连算术四则运算都不懂，硬要他们马上去啃代数、几何、物理、飞行原理等等，怎能吃得消？有的学员说：“党要我们快点把技术学到手，我们怎能这样老牛拉破车呢？”学校领导毫不迟疑地纠正了这种脱离实际的作法，采取了我军行之有效的互教互学，包教保学，互助帮助，一切重视教学实效，理论紧密结合实际，迅速把技术学到手的教学方法，教员、学员一起动手，把不能用的破飞机、发动机和仪表都搬进了教室。上课时教员讲一个机件，让大家看看实物，讲一个原理，给大家实际表演一番。学员称赞这种教法很好，学习的兴趣很高，个个废寝忘食，刻苦钻研，结果放牛娃也开始掌握了复杂的航空技术。
在飞行训练中，困难又象拦路虎一样出现了。当时，世界各国训练飞行员的常规都是三阶段——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后飞高级教练机和战斗机。初级教练机我们倒有几架，但都是木头做的。由于长期在机场上风吹、雨淋、日晒，框架都糟朽了，蒙布也扯光了，加上几次的长途转移，都已完全变了形，能不能飞行，谁也没把握。经过左挑右选，选出了一架变形较轻的初级教练机，又经过仔细修理和多次检查之后，开始试飞。结果糟糕得很，试飞失败了，飞初级教练机的门被堵死了。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只有一些破烂的99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怎么办？可不可以打破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三级教练法，越过初、中两级，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呢？这是个新问题，是前人没有遇到过，也是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的，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这样干，认为这是违反科学的，是航空史上从未有过的。有的还讽刺地说：“想一步登天，只怕飞得高，摔得重!”
怎么办？我们在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支持和鼓励下，征求了学校广大干部和学员的意见，学员们坚决回答：“我们愿冒任何风险!上高级教练机，怕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上级的鼓励，群众的坚决态度和勇敢精神，大大增强了我们“三步并成一步走”的信心和决心。航校党的领导一面发动群众动脑筋
想办法，一面采取了加强地面准备，增长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等一系列措施。特别在保证飞行安全方面，针对器材破旧，教员技术不熟练，设备简陋，制度不健全，缺乏经验，各方面条件很差等不利因素，要求全体同志，特别是飞行人员、机务人员、修理人员要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细致扎实，兢兢业业，象姑娘绣花一样地做好一切工作，保证飞行训练少出事故或不出事故。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我们的学员终于单独驾着99式高级教练机，飞上了万里无云的高空。这时，原来反对一步登天的同志也慨叹道：“奇迹，了不起!今天我们才真正懂得了共产党无往而不胜的道理。”
可是，教练机解决了，油料又成了问题。油快用完啦，没有来源，还谈什么训练飞行？大家非常焦急。航校党的领导拜访了许多内行人，也发动群众来研究。有人建议：用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开汽车，能否用酒精开飞机呢？大家都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先例。我们想，既然找不出更好的办法，还是试验一下吧。第一次用酒精试飞时，因为天气太冷，酒精度数不够，眼看着飞机飞上天了，突然，听不到马达声了，飞机一直往下猛坠，在空中停车了……。不成功，再试!先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逐渐减少汽油的份量。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研究，在提高了酒精度数和加大了燃料喷嘴之后，试用96度的纯酒精飞行，终于宣告成功。训练又活跃起来了，学员们的心情又舒畅了。他们飞行归来，常常开玩笑地说：“怎么样？想一步登天，就是一步登天了嘛!”
航校搬到纵深地区后，距离前线远了，环境似乎比较稳定了些，可是参加飞行的人多了，训练也更加紧张了，随之而来的是器材日益缺少，来源毫无着落，训练无法持续下去。这是当时大家最感不安的一个问题。飞机本来就是补了又补的，渐渐地连补丁都补不起了。航校想遍了办法，实在再想不出好办法了，只好坏一架，停一架。胶皮轮子和螺旋桨更是奇缺，几架飞机轮换着使用。到了1947年下半年，情况越来越困难，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器材已经用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乎连飞行技术都有保持不住的危险。无可奈何，航校只得请示总部，下决心减少飞行次数，压缩部分人员，按“保养技术，短小精干，持久延长”的方针勉强地坚持着训练。这种情况也很自然地在航校引起了一些思想波动。航校党的领导根据上级决定，全校开展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先干部，后学员，先党内，后党外，通过各种会议，利用各种方式，反复讲清道理，打通思想，稳定情绪，鼓舞斗志，教育和动员大家咬紧牙关，坚持过苦日子，渡过难关。
我们的日子越不好过，敌人越压我们，不断派飞机前来捣乱。他们早把我们的航校当成了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消灭这支新生的嫩芽。国民党空军集中了15架轰炸机，轰炸扫射了通化机场，打坏了我们6架飞机，伤我6人。在牡丹江，特务纵火烧毁了我们的一个汽油库。以后，我们一步步向纵深转移，敌机也一步一步跟了上来。凡是有航校飞机飞行的机场，都遭到了敌机的袭机。前后被敌机打坏的有10多架飞机。当时我们既没有高射武器，又没有能打仗的飞机，只能躲避，不能还手。那些驾着美国飞机的国民党飞行员象疯狗一样，常是早晨八九点钟就飞临我机场上空，盲目扫射、投弹，有时轮番在空中巡逻，直到午后三四点钟才飞返老窝。大家气得红了眼，气愤地朝空中骂：“狗强盗，看你还能疯狂多久，你们的狗命不长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敌机频繁骚扰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打游击。抓紧早8点以前，下午3点以后的时间，钻敌机的空隙进行训练。白天把一些能飞的飞机搬到临近的山沟里隐藏起来，傍晚再拉回机场。为了对付暗藏的匪特，飞行员随身还得带着步枪和手榴弹保护飞机。我机速度小、飞机上又缺武器，于是，学员们学会了超低空飞行，以便在空中遇见敌机就可以同它周旋。超低空飞行，对学员来讲，是很吃力的;飞机归来，个个都累得两腿酸痛，疲劳不堪。当时的物质条件又非常艰苦，不仅吃不到肉和油，连细粮和蔬菜也很少见。有时吃的是苞米窝窝头和苞米糁儿。飞行员、机务人员就组织起来，开荒种地，上山打柴烧木炭，冬季到草塘里，敲开厚冰抓泥鳅，春、夏季挖野菜，拣雁蛋，秋季打猎，来改善生活。住的房子是因陋就简、紧急赶修起来的，既无取暖设备，窗户又不严密，夜晚，西北风卷着雪片打得窗户哗哗响，大家只得带着棉帽睡觉，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兜圈子。没有冬季飞行服、皮大衣和毡鞋，也没有保险伞和保险带，飞行员只好穿着棉袄和单布鞋，用麻绳捆起来飞行。地勤人员的工作服是补了又补的。就是处在这样食不饱腹、衣不暖体、屋不遮寒的情况下，大家仍然干劲很大，起五更睡半夜，在雪深没膝、北风刺骨的寒冬腊月，忍受着严寒与劳累，顽强地苦练着、工作着、战斗着，尽快地掌握航空技术，他们常常说：“我们一定要争回这口气，等我们的翅膀硬起来敌人就耍不成威风了。”在将近4个年头的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同志们的情绪一直是饱满的，干劲一直是充足的;充分表现出了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不屈不挠，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航校是共产党领导的，它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是它的灵魂和统帅，它的干部和党员是革命战士，对党、对革命、对人民事业有着无限的忠诚。
1948年以后，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东北有名的辽沈战役，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最后解放了东北全境。航校随着整个形势的好转，由东安搬回牡丹江，以后又搬到长春。环境安定了，条件改善了，人们的心情更加兴奋了，干劲更足了，训练的成绩就更加显著了。遵照东北局的指示，航校一面抽调一批干部大力搜集国民党在南满各地丢弃的航空器材，一面加紧训练，迎接大发展。当我军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向全国各地进军时，航校又派出了大批干部和学员，随军前往，赶赴全国各地接收国民党丢弃的航空器材和人员。
天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航校的领导同志到中央所在地，向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航校的工作时，毛主席鼓励我们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些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航校——这一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从重重困难中诞生的新生力量，不仅为人民空军的建立摸索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做了一些必要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并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航空人员。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由这个航校训练出来的飞行员，以17架飞机编成整齐的队形通过了天安门上空，接受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检阅。建国以后，我国闻名的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刘玉堤等，和目前空军的一部分技术领导干部，大部分也是在这个航校开始学习航空的。这一切，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
1949年9月，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宣布：“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历史证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预见，一件一件地都得到了实现。
我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据曾经担任新疆航空队飞行班班长吕黎平回忆：
1937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任驻新疆代表陈云利用我党与当时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督办盛世才在新疆地区建立的统战关系，将西路军失败后的余部400余名红军指战员援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利用盛世才的军营以及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装备和教员，学习炮兵、装甲、汽车等特种军事技术，对外称“新兵营”。
陈云倡导学航空
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陈云把我叫去。一见面，他以浓重的上海口音问：“你对今后工作有什么考虑呀？”
陈云经常到我们干部队来同大家谈论国内外形势，定期听取支部汇报情况，作为支部书记的我，毫无拘束之感。所以，我回答说：既不愿留在盛世才那里工作，也不想回延安继续当参谋，要求到抗日前线去打仗。
陈云听后，满面笑容地说：“把你留在新疆学飞行怎么样？”
“学飞行，这可能吗？”我惊奇地问道。
“有这种可能。““我对盛世才的航空队情况，作过了解。现有6架初级教练机，9架侦察轰炸机。他办过两期飞行班，1期机械班。教官是苏联人。明年要开办第3期飞行班，第2期机械班。”陈云这样对我说。
陈云还说：“我们在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吃了国民党空军多少苦头呀!许多英勇善战的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下。你知道王稼祥、叶剑英、贺子珍挨炸弹受伤的情景吧!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用飞机对我华北军民狂轰滥炸，制造了许多惨无人道的血案。如果我们有了空军，就能从空中打击敌人，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空军是很复杂的军种，要建设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因为培养一名飞机驾驶员比培养一个炮兵难得多。我想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在盛世才航空队为我们党训练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能维护修理的航空队伍。只要有了人才，再想办法搞到飞机，我们的空军不就可以建立起来吗？我已经同盛世才谈过这个问题，有了一点眉目。”
我听了陈云高瞻远瞩的运筹，兴奋地频频点头。
陈云接着说：“现在，‘新兵营’要物色一批学航空的人才。今天，我找你来谈谈，你要有带领部分同志留在新疆学航空的准备。”我惊喜地注视着陈云。心想，若真能插翅飞上蓝天，向敌机开火，为死难烈士报仇，这该是多么光荣的使命啊!但我又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怕驾驶不了复杂的飞机，当我说出自己的担心时，陈云鼓励我说：“你才20岁，身体又好，有一定的语文基础，主要是数、理知识要提高，集中一段时间补习不就可以解决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服从组织决定，争取早日飞上蓝天。”我这样表示。
“我的这些设想，还需要请示党中央批准以后才能实施。你回去等正式通知吧!”陈云最后这样对我说。
陈云同我谈话之后，又找“新兵营”各大队的领导，调查摸底，物色了30多名年纪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的干部为学航空对象。
1937年11月27日，陈云奉党中央之命，乘一架苏联飞机离开迪化，回延安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陈云上任以后，向党中央汇报了选调一批红军干部到盛世才航空队学飞行、机械的意见。党中央批准了陈云的计划，决定从迪化“新兵营”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摩托学校挑选一部分干部到新疆学航空。
抗大和摩托学校很快挑选了一批学航空的对象，经过体格检查、文化测验之后，把名单送到了中央组织部。陈云看到名单后，亲自找预选对象谈话，考察他们的反应能力。他让学员读一段报纸，测验文化程度，把怀表放在预选学员身后的不同位置、距离，考察听力;让学员下棋观察反应灵活性。陈云详细询问每人的经历。当听夏伯勋说是2方面军的，李奎来自红25军时，陈云高兴地说：“太好了，中央决定要有1、2、4方面军的干部去学航空，你们就是代表嘛!”
经过八路军后方政治部的审查，陈云选定了19名共产党员。他们是：严振刚、方华、方槐、赖玉林、夏伯勋、黎明、吴峰、云甫、赵群、刘子立、李奎、陈御风、王聚奎、邓明、彭浩、彭仁发、谢奇光、吴茂林、杨光瑶。
1938年1月6日，陈云把上述19名同志叫到他的住地，勉励他们要战胜困难，刻苦学习，掌握航空技术。同时要搞好团结关系，遵守纪律听指挥。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长征时，不是凭着两条腿战斗到陕北吗？将来，你们一定要成为党的空军飞机驾驶员，现在不会的，经过大家的努力学到手了，才是真本事哩!
1月8日，选定的19名同志由严振刚率领，乘汽车离开延安，经西安、兰州，于2月28日抵达迪化。
与此同时，1938年1月初，接替陈云担任党中央驻新疆第二任代表的邓发告诉我们：陈云已向党中央汇报了培养我党航空人才的筹备情况，中央来电说，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与安排。从延安来学航空的19名同志，已经启程来迪化。我正与盛世才商量有关事宜。
2月初，盛世才通知邓发：航空队第三期飞行班、第二期机械班，定于3月1日开学，请我党选派的学员，在近日内完成体检和入学文化考试，2月底前到航空队报到。
邓发立即找航空队的苏联教官尤吉耶夫，一道去向盛世才说明：我们这批学航空的学员，都是红军干部、共产党员。从小参军，没有读过什么书。若按《新疆日报》登的招考中学毕业生条件，都考不上。请免于文化考试。体检检查，照常进行，按标准条件录取。盛世才看苏联教官同意，也点头答应了。
邓发指定我带领“新兵营”的30多名候选人，到盛世才的军医院进行体检。结果，25人合格。他们是：吕黎平、陈熙、方子翼、安志敏、袁彬、胡子昆、刘忠惠、张毅、杨一德、汪德祥、王东汉、龚廷寿、余天照、黄明煌、朱火华、周立范、金生、曹麟辉、丁园、王云清、黄思深、陈旭、周绍光、余志强、刘子宁。
为了不影响按时开学，邓发按延安通知的19人的姓名、经历职务，与“新兵营”的25人混合编在一起，定出了学飞行、机械的名单，送给了航空队当局。
2月下旬，邓发把我们25人召集到会议室，深情地说：“你们是我党第一支航空队伍的成员，肩负着未来建设人民空军的重托。要时刻记住这一条，千万不能辜负了党对你们的希望。你们在这里学习，同在自己部队不同，情况很复杂，困难不少。对此，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人家那里，要严守我党我军的纪律，内外有别。你们学习的好坏，关系我党我军的声誉，一定要刻苦钻研航空技术，争取优异成绩，让他们瞧瞧，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好样的。”全体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执行中央代表的指示。
会上，邓发宣布了43人的学习分工和负责人(原为44人，赖玉林因身体条件不合格，没有入学) 。
飞行班25人：吕黎平、陈熙、方子翼、方华、方槐、夏伯勋、袁彬、黎明、赵群、安志敏、李奎、刘忠惠、杨一德、胡子昆、汪德祥、王东汉、王聚奎、杨光遥、邓明、彭浩、张毅、龚廷寿、谢奇光、黄明煌、余天照。班长吕黎平。
机械班18人：严振刚、朱火华、周立范、周绍光、丁园、陈旭、陈御风、刘子立、黄思深、刘子宁、金生、曹麟辉、云甫、吴峰、王云清、余志强、吴茂林、彭仁发。班长严振刚。
上述43人，来自红1方面军的有16人，红2方面军的有2人，红4方面军的有24人，红25军的有1人。
邓发着重讲了要正确对待分工问题。他说：从组织上考虑，各个方面军的同志都要有学飞行和机械的，以体现团结一致，齐心协办学航空。在我们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不论学什么，将来都是党的技术干部。
邓发决定，飞行班与机械班的党员建立航空队党支部，编成6个小组。他提议我为党支部书记，严振刚、方子翼、朱火华、陈熙、金生为支部委员。大家举手一致通过。最后，邓发明确了几个问题：一、领导关系问题。航空队党支部由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不同别的党组织发生关系。二、党组织问题。盛世才不允许共产党在新疆发展组织，更不允许他的军队里有党派组织，航空队的党组织不公开，党的活动要严格保密。三、个人身分问题。每人到航空队都用化名，不公开在红军的职务身分。我们进航空队以后，就是按照中央代表的上述指示与规定做的。
攻 破 理 论 关
1938年2月28日、3月15日，“新兵营”和延安来的同学先后进了迪化城东盛世才的航空队。飞行与机械班住在一幢300多平方米的里外两大间平房里，除我党的43名学员外，盛世才从地方招来的1名飞行学员、16名机械学员，亦编在班内同我们住在一起。
航空队的开学典礼是在3月3日举行的。9时，佩戴上将军衔的盛世才，苏联中将顾问巴宁均来参加。上校大队长张念勺，宣读了第三期飞行班、第二期机械班学员名单，编组及教学计划;接着，对飞行学员授予上士、机械学员授予中士的军阶。
盛世才训话时，讲了他的“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这个“六大政策”是盛世才同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最后一项是学员致答词。我走上讲台，按照支部讨论通过的意见表示：下定决心，刻苦钻研，把航空技术学到手，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献出自己的青春。
从这一天起，我们党就在新疆建立了一支由43名共产党员、红军干部组成的航空队。为了党的建军需要，我们这批经过长征、转战沙场的连、营、团级干部，竟佩戴士官军阶，由指挥员变成一个受人指挥的军士，我们大家都把这种委屈与个人之“失”作为新的统战环境下一种党性锻炼与考验。这种处处受约束的军士生活，我们硬是“熬”过了4年之久哩!
开学以后，我们进行了紧张的航空理论学习。学习的课程有：《航空历史》、《飞行原理》、《发动机构造原理》、《飞机构造原理》、《领航学》、《空战战术》、《飞行规则》、《航空气象学》等。
课堂学习是6小时一贯制。即上午接连上6节课，每节45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下午，2小时自习和1小时体育锻炼。
理论学习的第一天，飞行中队长王应其，在讲台教《机械物理学》时，就奚落我们，他说：你们都是中学毕业的，现在复习一下早就学过的普通物理，什么叫做物理三变态？接连提问了方华、陈熙、吕黎平，都回答不出来。他竟火冒三丈地说：中学毕业生竟回答不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我没法教这门课了。他哪能知道我们连小学程度都没有的苦衷？教育股长王聪讲《飞行原理》的升阻比时，同学们也是听不懂。他就说：没念几天书就想学航空，给你们讲课，简直是对牛弹琴。
面对这样的困难，支部在中央代表的指导下，激励大家用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攻克理论难关。把文化程度稍高的同学与低的配对，编成互助小组，建立包干制，不让一个人拉下。同志们在课堂上认真听，课后反复学，不把问题弄懂决不罢休。教室成了攻破理论难点的“战场”，许多同志常常通宵达旦，学而不倦。很快，理论教官的态度有了转变，钦佩我们这批共产党人的顽强求知精神。他们说：前两期学员，自习时总是迟到早退，经常要从外面往教室里撵。第三期却反过来了，每天晚上都泡在教室里不走，不赶，他们就不出来，真稀罕。
同志们在理论学习阶段，苦学加巧学，想了不少土办法。陈熙用青萝卜切成立方体，讲解物体的体积;切成四方形、三角形，拼成平行四边形，讲解几何概念和计算公式，通俗易懂。在学习《飞机构造原理》这一课时，安志敏还编了一道顺口溜：
一个脑袋二把刀(机头和两叶螺旋桨)，
四个翅膀往上翘(四个机翼有上反角度)，
三条铁腿踏飞轮(前面两个机轮，后面一个尾轮)，
横竖尾巴在后梢(横的水平安定面和竖的垂直安定面)。
硬是凭着这股韧劲和毅力，我们初步掌握了航空基础理论知识。1个月以后，教官进行考试，人人及格。为转入飞行训练奠定了基础。航空队的教官们，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对我们刮目相看了。他们说：从“新兵营”来的学员，文化程度比前两期低，可是学习的钻劲、刻苦性，是前两期无法相比的，考试成绩比前两期好，真棒!
飞 向 蓝 天
盛世才的航空队有3个飞行中队，1中队是战斗机，2中队是侦察机，每中队有10名飞行员。3中队专门训练新飞行员，中队长叫黎焕章，是维吾尔族的进步青年。两名飞行教官是任兆祥、杨兆荣。第3期飞行班就编在这个中队，分成3个教学组。第1组6人(内有1名非党学员)，由黎中队长带飞，第2、3组各10人，由任、杨教官带飞。苏联教官负责指挥和检查考试。
开飞前，教官带我们到机场搞了3天的地面实习。从铺T字布、打信号旗(当时，地面和飞机上均没有无线电话设备)、拿轮档、推飞机，到进入座舱开车、试验转数、检查仪表等，都练得滚瓜烂熟。
乌－2型初级教练机，是苏联20年代生产的双翼、双座轻型机。装有一台100匹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146公里，升限2000米。
1938年4月4日，我们正式开飞。
东方刚显鱼肚白，我们就吃完早餐，身穿飞行服，分乘两辆汽车驶向机场。这是我们第一次升空感觉飞行。
中队长黎焕章带我走向第一架飞机，一进座舱开车，我的心情就很激动。随着发动机的吼鸣，黎焕章加油门徐徐向起飞线滑行，信号员举起白旗向前方，示意允许起飞时，加满油门，直线向前滑动，逐渐抬起尾部加速，飞机就晃悠悠地离地升空了。
乌－2型飞机只有风档，没有座舱盖，升空之后，强劲的寒风扑面吹来，脸上冷得起鸡皮疙瘩。耳朵里除了螺旋桨打击气流的“嗡嗡”声外，什么也听不到。当升空到800米时，中队长口对一根前后舱连通的橡皮说话管，叫我前后左右活动驾驶杆，体会飞机的操纵性能。我略为前后推动驾驶杆，飞机就急剧下降或上升。啊!原来驾驶飞机不能用粗猛动作，要柔和轻微的操纵。接着，又在空中盘旋了几圈，我还没有把机场轮廓看清，飞机就轻飘飘地下滑落地了。
每人作了20分钟的感觉飞行就结束了这天的训练。回来宿舍，大家七嘴八舌地叙谈各自的感受，消除过去无知而产生的许多笑话。“在长征路上，每逢敌机来了，就命令不许说话，说飞机上有顺风耳，能听到。现在明白了，即使你喊破嗓门，吹军号，飞行员也听不到呀。”“头上戴一顶用树枝叶编的帽子做伪装，空中就不易发现，军人穿草绿服装就是这个道理。”同志们这样议论着。
我们都是鏖战沙场多年，见惯了冲锋拼杀的惊险场面，所以，共同的特点是，胆子大，不怕死，操纵动作比较粗猛。驾驶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飞行是一种体力与脑力相结合的特殊劳动。比如，翻斤斗，没有强壮的体力，就承受不了大负荷量的压力;若没有灵敏的思维和快速的反应能力，就不能正确判断和及时改出飞机的复杂状态。因此，飞行员必须具备大胆而心细，沉着而机敏，迅速而准确的素质。飞机的设备虽然复杂，但我是驾驶它的主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应惊慌失措，应镇定自若地处置险情。为了适应飞行的特性，同志们都在改变以住那种性急、粗鲁的毛病。
教官带飞了50－60个起落，飞行6－8小时以后，我们都放了单飞。经过4个多月的钻研、苦练，我们有24人以平均4分以上的良好成绩，顺利完成了初级教练机的训练计划。只有王东汉因痼癖动作而停飞，改学机械。
1938年10月，我们转入了埃尔－5侦察、轰炸机的中级训练。埃尔－5型飞机长9.5米，翼展15.5米，装一台700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约280公里，航程1000公里，升限4000米。装有3挺7.62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翼下可挂4枚50公斤炸弹。双座舱，既可教学，又可执行战斗任务。我们每人由教官带飞了30多个起落，陆续放了单飞。
乌－2、埃尔－5飞机，设备很不完善，既无刹车、襟翼，也没有无线电通话机，因而在操纵上有很多困难，但都被我们逐个克服了。
航空队有4名苏联教官，其中两名飞行教官，负责指挥和带飞;1名领航教官，负责航行理论教育;1名机械教官，负责指导机务维修。军阶从中校到少将。他们都是苏共党员，有千小时以上的飞行经验，有的还参加过远东诺蒙坎事件对日本的空战。他们有很好的飞行经验，对我们很关心，愿意把苏联空军训练方法教给中国共产党的航空人员。就是：理论先行，循序渐进，“少吃多餐”，从严从难，吃苦耐劳，不怕困难。但他们也有态度生硬，动辄训人的毛病。
1939年夏，正当我们在埃尔－5型飞行的训练将要结束时，随着国内反共磨擦加剧，国际风云紧张，新疆泛起了一股疏远苏联、冷淡中共的逆流。早在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被政变者推翻之后，当时担任新疆东路军总指挥的资产阶级政客盛世才篡夺了政变的果实，登上了督办的宝座。他为了巩固其统治，耍尽手腕，八面讨好，伪装进步。他自称是“斯大林的忠实朋友”，要了一批武器，聘请苏联顾问、教官到新疆办教育训练，扩大军队镇压异己;又自称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同我党合作，从延安请来一批干部，帮助其治理新疆的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还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伪装进步，他又自称是“蒋委员长的伟大战友”，向国民党频送秋波，以求稳定其统治。到了1939年，盛世才到苏联晋见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武器清单，装备其部队。斯大林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的本来面目就开始暴露，便逐步对苏联疏远，对我党冷淡，我们的飞行训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减少的，到了1940年就完全停止了飞行训练，转入理论学习，长达8个月之久。
在这期间，机械班经过1年半的理论学习和外场实习，完成了原定训练计划，于1939年9月按期毕业。我党19名学员除吴茂林因患严重肺病退学外，考试成绩在4.5分以上，比新疆地方招来的16名学员的成绩要好。严振刚被授予中尉军衔，其余均为少尉。从此，机械班的同志成了能独立维护修理飞机的机械师。
1940年夏，我们成天埋头在教室学理论，干燥的热风从窗外扑来，使人更加心烦不安。我们曾向党中央上书，要求回延安请缨杀敌，或到苏联去服务。得到的回答是：严守纪律，安心学习。对此，我们虽未完全想通，但是共产党员对党的指示应无条件执行。于是，大家的头脑冷静下来，以钻研知识的热情，代替焦急的烦恼情绪。
1941年初，苏联援助了6架伊－15和两架伊－16型战斗机，以及其他一批军事装备。在党中央驻新疆第三任代表陈潭秋同志的积极交涉和苏联教官的大办协助下，我们恢复了飞行训练。
为了掌握这批战斗机的驾驶技术，陈潭秋通过苏联总教官提出了改装计划。在15人名单中，有我党的10人，他们是：吕黎平、方槐、方华、方子翼、陈熙、夏伯勋、袁彬、刘忠惠、汪德祥、杨光遥。盛世才迫于苏联顾问的要求，只好勉强同意。
伊－15是双翼、单座战斗机，不能收起落架，装一台775马力的风冷发动机，最大时速370公里，升限5000米，装有4挺7.62毫米的机枪，可挂4枚50公斤炸弹。
伊－16是苏联比较先进的单翼、单座能收起落架的战斗机。装有775马力的风冷发动机，最大时速525公里，升限5500米，装有两挺7.62毫米机关枪和两门20毫米机关炮。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援助国民党空的这种战斗机，对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作战，曾获得了很大的战果。
我们在苏联教官的带飞下，顺利放了单飞。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高级特技，单、双机对抗空战，打地靶，低空轰炸射击等全部课目训练，技术战术水平达到了战斗飞行员的要求。
由于盛世才倒行逆施，新疆物价暴涨。我们在野外机场改装训练，住的是帐篷，伙食很差。陈潭秋决定从党费中每月拿出120元，并发给我们两支猎枪，借打猎改善生活。还真解决问惠，枪法好的方华、夏伯勋可积极了，每次出去都能打上野鸡、狍子，开始没有经验，煮上一锅狍子肉，大家狼吞虎咽，猛吃一顿。结果都流鼻血，睡不着觉，不知道狍肉是热性，青年人吃多了就会上火。
航 空 队 党 支 部
为了加强党对航空队支部的领导，便于进行党内活动，中央代表决定：支部正副书记每周有一人去向他汇报工作，每月到党代表驻地召开一次支部大会。全体党员均参加盛世才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以“反帝会”小组的名义进行党的活动，党支部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集体领导，重大问题都由支委会或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支部书记在每月的支部大会上，向全体党员汇报工作，征求意见。支部定期总结布置工作任务，讲评党员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党章规定，每年民主改选支部成员。同志们在党支部这个战斗集体的家庭中，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完成了学习任务，从1938年3月至1946年6月的9年间，党支部委员会共有七届，吕黎平、严振刚、朱火华、方华、汪德祥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方子翼、方槐、陈熙、周立范、金生、彭仁发、黄明煌担任过支部委员。
航空队党支部归中央驻新疆代表领导，重大问题直接请示党中央。周恩来同志1939年8月由延安去苏联治伤途经迪化时，代表党中央亲切接见了当时支部负责人，作了重要指示。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日上午，陈潭秋通知我和严振刚到迪化城外河溪杨柳林里的“新兵营”野营地。周恩来在一顶白色帐篷里同我俩亲切见面，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对航空队表示问候。接着，他同陈潭秋一道听取了航空队情况的汇报。当听到同学们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已能驾驶、维护两种飞机时，周恩来赞扬说：陈云同志很有远见，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是第一个倡导建立航空者，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就有骨干、有种子了。当听到43名同志是从1、2、4方面军中挑选出来的，都有学飞行、学机械的情况时，又赞扬说：这很好，每个方面军都有特点，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们将来建设空军，要继承和发扬各个方面军的优良传统。
1940年2月，周恩来在苏联治愈了受伤的胳膊，返回延安在迪化短暂停留时，再次接见了我和机械班第二任负责人朱火华。他说：我们现在没有飞机，先培养干部，将来一旦有了飞机，你们40多个同志就能形成战斗力。你们多数是红军时期的营团干部，在航空队学习紧张，生活艰苦，处处受约束，年龄大了也不能成家。同志们有理想、有志气的品德是难能可贵的，应继续保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学到更多的航空技术。
党支部认真贯彻执行了周副主席的指示。支委会成员由各个方面军的干部组成，对学习飞行与机械的同志一样看待，不分彼此和以往职务高低。同志们在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体贴。开始，机械学员的津贴费比飞行学员少1/3，飞行学员就主动买些日用品送给手头紧的机械班学员;后来，机械班毕业，领少尉工资，比飞行学员多3倍，反过来支援飞行班学员改善伙食。
由于空地勤同学都能坚持原则，步调一致，因而对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蜚语和等级观念，都能正确对待。没有国民党空军那种重空勤，轻地勤的现象。
1941年秋，我们按原定教学大纲完成了所有课目的训练，成绩优良。按当初同盛世才商定的协议，可以毕业，授予中尉军阶，月薪100多元，相当于陆军中校，可以结婚，过富裕生活。可是，当了飞行官以后，飞行时间减少很多，技术上只能保持，不能继续提高。怎么办呢？我们请苏联教官想办法，他说：“如果要多飞，提高技术，只有推迟毕业时间，我可以安排飞行日，优先保证。”党支部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同志们想到党中央的期望，想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一切服从革命利益的需要，一致认为：为了党的航空事业，我们要提高飞行技术，不要军衔、高薪，暂时不结婚成家，请求推迟毕业时间。
中央代表陈潭秋同意并赞扬同志们的这种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经过苏联教官的协助，盛世才批准了第三期飞行班在改装战斗机，飞完该机种的战斗课目之后，延期到1942年4月毕业。
新疆航空队的军官们，听到我们要求推迟毕业时间，百思不得其解。迪化社会上的人士也议论纷纷：“新兵营”来的这批飞行员真傻呀!有钱不要，有官不当，女子中学的小姐找上门来求爱不动情，岂不是“木头人”？他们哪能理解我们共产党人、红军战士的胸怀呢？
狱 中 斗 争
1942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艰苦困难的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处在最艰难的关头。蒋介石加紧拉拢盛世才反苏反共，7月5日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等人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谋策划，刹那间，新疆反苏反共之妖风甚嚣尘上。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献媚，竟秘密枪杀其亲苏的胞弟盛世祺，捏造共产党要在迪化搞所谓“四•一二”暴动。我们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下，于7月10日被逐令离开航空队的。
我们在航空队4年又5个月的学习，飞行班已飞完乌－2、埃尔－5、伊－15、伊－16等4个机种，每人平均飞行300多小时，1000多个起落，能升空担任战斗任务，机械班已熟练掌握了上述机种的维护，我党建成了一支空地勤配套，具有战斗力的航空队伍。
我们离队以后住迪化南梁招待所，陈潭秋立即指示进行整风学习。他介绍了新疆的政治形势，分析了蒋盛勾结、反苏反共的情况。他电请中央与苏联交涉，争取我党在新疆人员到苏联去，同时又对我们进行共产党员的气节教育，要有坐牢的思想准备。这期间，我们虽然没有完全失去自由，但驻地周围日夜都有盛世才的军警盯梢，情况越来越严重。
1942年9月17日午后，盛世才航空队飞行中队长高继忠，带两辆卡车到我们驻地，以“盛督办请你们全体人员去训话”为名，将我们带到督办公署西大楼二楼礼堂，我们在哨兵如林的恐怖气氛中度过了一个下午。傍晚，盛世才的中将参谋长汪洪藻，以所谓安全的理由，把我们押送到督办公署后院教导队的营院里，不让出去，我们被软禁起来了。事后了解，同一时间，中央代表陈潭秋等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亦被隔离，失去了自由。从此，航空队党支部与中央代表失去了联系，虽然我们多次抗议，要求盛世才答应我们会见我党中央代表，我们也5次派人秘密偷越出去寻找，与此同时，陈潭秋亦给航空队同志写信联络，到底还是没有沟通联系和组织关系。
1943年2月24日，盛世才又将我们押送到迪化南门靠近城墙的一座四合院内。城墙上设有了望哨，房屋周围有一排的巡逻兵，形势更加严峻。党支部分析了情况，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做好同敌人长期斗争的准备，利用被监禁的时间进行学习，以将来继续为党工作。在支部领导下，大家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近代史》和航空理论。同志们变牢房为课堂，度过了1年零9个月的监禁生活。
1944年11月6日，航空队同志被关进第二监狱。我们很快同狱中党组织负责人方志纯、张子意、马明芳同志取得了联系，当得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同志英勇就义的消息之后，我们更加坚定了对敌斗争的决心，在长达1年又7个月的牢房斗争中，航空队同志们与在新疆的共产党人一道，在1945年3月和8月进行了两次绝食斗争，后一次为时7天。经受住了敌人五六次软硬兼施的法西斯式的审讯考验。绝大多数同志视法庭拷打施刑为同敌人拼搏的战场，按照党组织提出“八路军抗战有功”，“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反对分散关押”的要求，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立场坚定，不屈不挠。敌人在其书面报告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提共党八十八名分别谈话劝其投降，然结果均仍执迷不悟”。
胜 利 回 延 安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达成了有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内容的《双十协定》。在党中央的积极营救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顺乎潮流，执行《双十协定》，于1946年5月中旬，宣布在新疆被关押的共产党人无罪，并无条件释放。6月10日上午，在一轮红日照耀下，我党在新疆的131人在第二监狱门前，登上卡车启程，经过1个月的长途行军，于7月11日胜利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受到了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杨尚昆等中央首长以及中共中央、中共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总部机关干部、战士两万人的夹道热烈欢迎。航空队原有的43人，有2人因飞行事故牺牲(彭仁发、汪德祥)，2人病逝(吴茂林、谢奇光)，8人离开了革命队伍，回到延安的还剩下31人，他们是：吕黎平、方华、方槐、方子翼、陈熙、夏伯勋、刘忠惠、张毅、安志敏、袁彬、赵群、黎明、杨一德、胡子昆、李奎、严振刚、朱火华、丁园、刘子立、刘子宁、金生、周立范、周绍光、云甫、黄思深、王东汉、陈御风、王云清、陈旭、曹麟辉、吴峰。这批同志既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学习任务，又经历4年的监狱斗争考验，他们坚持革命信念，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名利，保持了红军时代的优良传统作风。
(199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