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威尔逊总统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价值观外交构成了美国外交的一条主线。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当选前毫无执政经验的“商人总统”，特朗普对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鄙视和抛弃，令美国及西方精英痛心疾首。作为特朗普政府的首席外交官，蒂勒森国务卿5月3日在对美国国务院全体工作人员讲话时，再次抛出“逆耳忠言”：尽管美国将坚持“自由、人类尊严及如何对待他人”的价值观，但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能过度期待别国一定会遵循这些价值观，也不能过度追求一定要让其他国家的处事方式与美国保持一致。蒂勒森委婉但清楚地向世人发出信号：在推行“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时，价值观外交将靠边站。
为何不再强推价值观外交
将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繁荣置于价值观推广之上的外交理念，并非离经叛道之举。实际上，尽管美国外交经常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摇摆，但国际政治的现实决定了美国在大多数时候都会优先考虑安全与经济利益，人权外交通常扮演服从和服务的角色。
特朗普和蒂勒森均是实干家，信奉实用主义，反感政治精英的窠臼和本本主义。与青睐人权议题的民主党相比，共和党通常也更重视安全。特朗普和蒂勒森此次打破美国外交叙事中的政治正确，将其公开表达了出来。
在当前美国国内外环境下，两人的主张早已超越了政治姿态层面的含义，而与美国政治气候的巨变一脉相承。面对三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及其外交实践给美国带来的恶果，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力量，再也不需要、也无力肩负起在海外推广民主的“道德负担”。在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的美国，相当一部分无法实现“美国梦”的民众，面对自身窘境和民主化在中东北非等地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不再相信“山巅之城”的神话，也没有兴趣扛起“历史终结”的旗帜。
在“美利坚分裂国”里，特朗普对美式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冷落，必然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抨击和牵制。那些自豪并热衷于推广价值观的国会议员、主流媒体、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等，都会向特朗普政府施压，尤其是当海外出现所谓“暴政”或人道主义灾难之际。历史上，里根制裁南非政府、克林顿干预海地政变、小布什插手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都属国内压力下的不情愿之举。奥巴马政府2009年访华后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态度转硬，也有应对国内责难的考虑。特朗普的外交也不会在真空中运行，因此可能无法彻底清除价值观的痕迹。但无论如何，这代表了特朗普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时的倾向。
现实主义外交的潜在影响
没了外交的“理想”“情怀”，没了“利他”想法，特朗普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逐利性将更明显，现实主义一面将更突出。在“美国第一”理念指引下，在“丛林法则”指挥下，美国经济和军事的民族主义色彩将更浓。特朗普对外交不在行，但他的外交理念其实很简单明了。他希望“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搞“强人政治”，通过高效施政，借助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在大幅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以实力求和平”。百日执政期间，特朗普颁布一系列具有强烈贸易保护色彩的行政令、抛出增加军费及压缩外交预算草案等做法，正是遵循这一思路。在特朗普眼里，硬实力是干货，软实力是花拳绣腿。按此逻辑，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等这些“没用”的部门，甚至都可以关门歇业了。
美国政府和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消退必然会削弱美国的软实力，美国及其盟国组建所谓“民主同盟”或“价值观同盟”的动力也会减弱。但如果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美国在维持霸权时可能更强悍和露骨。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防长马蒂斯等“军方高官”推动下，在军工利益集团影响下，美国外交的鹰派色彩会更浓，对威慑和胁迫的运用也会更频繁。
同时，由于美国仍高度重视强军及同盟体系，国际机制也具有较强惯性，所以特朗普政府对于价值观外交的看淡，不会强烈冲击现有国际秩序。在主要盟友承担更大防务责任、接受更平衡的贸易关系后，美国同盟体系将保持稳固。抛弃了对部分“专制国家”或“威权政府”的偏见后，美国与沙特、埃及、菲律宾和泰国等国的关系反而会有所改善。
西方学术界和主流媒体普遍认为，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走向终结，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在“回归”，世界将变得更混乱和危险。这一判断是否正确，关键要看美国能否处理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目前，特朗普政府尚在评估对华政策，对俄政策则深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干扰。
对中美关系而言，美国放缓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可以减轻中国面临的政治渗透和“颜色革命”压力。但伴随着对中国“民主化”的幻灭，美国在贸易和安全上可能对中国提出更高要价。另一方面，如果真能少些意识形态偏见，美国政府看待中国的视角也会发生微妙但重要的变化。雄心勃勃的特朗普政府如果真的有意“着眼未来50年构建中美关系”，学会尊重中国的政治体制将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步。(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