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银在中国上古时代已有出没，从考古来看殷商时期就用银贝等物，在春秋战国已经具备货币部分职能，目前能够找到当时的各类银贝等货币出土。五代之前银更多作为装饰赏赐，在秦汉之间银并不作为主要支付手段，“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从“不为币”到最终的法定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历程是曲折的。战国秦汉时期，更多使用金与钱，进入六朝、隋、唐是钱帛并行，宋、金、元至明初是钱钞流通。五代后白银才开始逐渐用作支付，两宋后白银逐步进入民间，与钱并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银正式完成在中国的货币化。从此之后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经历浩劫无数，其间银两和银元通用。
白银在明中期得以货币化之后，在中国大部分情况之下作为称量货币使用，而非西方的铸币。从古代银两形态来看，隋唐以前称银两为银铤、银饼或银笏，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古代“铤”通“锭”，从宋代开始一般称呼银铤为银锭，而把银锭叫作“元宝”始自元朝，据说元朝至元三年（1266 年）以平准库的白银熔铸成“锭”，重量达50两者叫元宝，即“元朝之宝”的意思。刚开始元宝不单用于银锭，也出现在铜钱上，但后来成为银锭的通称。大体而言，从汉朝到明清，银锭开始由圆饼形逐渐向长条形发展，随后是束腰形，最后发展成元宝形。
在中国自制银元之前，银元基本源自海外。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不仅成色和品质需考察，而且各地换算方法林立，使用并不方便，直到民国“废两改元”才算正式全面以银元取代银两，白银得以以制币形态流通。中国虽然有各类当铺、银铺、钱庄等金融机构，但是没能发展出现代银行体系，对于中国信贷(港股08207)体系的深化乃至现代国家转型拖累甚深。
二
东西方货币历史发展分为不同阶段，西方大致是从商品本位、金银复本位到金本位，然后到纸币本位。纸币是人类货币发展的高级阶段，与金属货币不在一个维度。成功的纸币，尤其是法币，其实依赖于市场与国家的信用协定。对比之下，中国早在宋元明三朝时期就展开了规模宏大的纸币试验，也正是这一阶段的失败，构成白银在中国最终胜出的重要一环。
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西方中世纪金银复本位的同期，纸币在北宋就颇具规模了。
纸币诞生在北宋，交子最早发行于11世纪初，也就是北宋天圣年间，流通近80年，比起西方国家最早的纸币提前了六七百年。一方面体现了宋代经济的繁盛，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全面超过西方的历史顶点，另一方面也源自当时帝国征战的战争开支与财政压力，为纸币的扩大使用创造了历史条件。宋太祖赵匡胤崛起于五代十国战乱之间，确立以文制武策略，在立朝之初即行募兵制，佣兵数量高达120万。为支持庞大的军资，宋一反常例，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不仅经济实力在中国古代王朝中高居第一，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也突飞猛进，其财政收入中货币形态占比高达80%，盛唐最繁荣之时也不过20%。但在浩大军费之下，有宋代一直处在庞大的财政压力下，这也造成纸币的历史机遇。可惜的是，由于纸币首先是服务于朝廷的战争财政需要，随着军事吃紧，纸币也在无约束滥发之下崩溃。
元明两朝更将纸币之弊放大，此时白银并不具备合法性，元代曾经抑制用银，而明代初期也曾经禁止白银。最终在无可奈何之下，明朝在中后期对白银解除禁令，隆庆元年（1567年）规定，“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白银的货币地位获得法律认可，嘉靖年间官方正式规定了白银同钱的比价。从此，白银地位达到最高，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
三
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如何在近500 年中维持银本位？答案是海外白银。
中国是贫银国，其产银数量究竟多少，可以从《明实录》银课收入（也就是对白银赋税）中一窥究竟。洪武二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共75070两，洪武二十六年到成化二十二年共9786462两，立朝之初的洪武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共1510032两。从成祖初年至武宗末年合计共1510032 两，此后每年银课收入大约为10万两。明代银课在银矿产额中所占的比例比宋代和元代高，高于当时的西班牙（一般认为西班牙金税为1/20，而银税则为1/10），明代银课一般被认为是银矿产额的30%左右，如此可以推算明代白银产量并不算多，平均每年30万两略多。
如此少的白银产量，自然无法承担庞大的明朝经济货币化的历史重任。事实上，这一重任主要是由大规模流入的海外白银来承担。海外白银有两个主要来源：传统上是日本白银，在唐代遣唐使的贡品中有白银的出现；更具有意义的则是美洲白银，通过各种贸易渠道进入中国。
16 世纪是一个分水岭。哥伦布1492 年发现美洲新大陆(行情000997,买入)，1545年，一个叫瓜尔巴的印第安人在安第斯山高地发现巨大银矿山，这座银山被喜出望外的西班牙人取名为“富山”（The Rich Hill），1563年在秘鲁发现提炼银子用的水银。根据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估算，这一时期美洲白银最高年产量为300吨。随着波托西银矿的发现，银子在1560年后比黄金更受到关注，在东方又恰逢明代对于白银渴求难耐之时，美洲白银随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菲律宾群岛是美洲白银进入亚洲的中转站，衔接一切的是贸易，中国经济史学家严中平说，“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除了丝绸，中国纺织品也颇受欢迎，中国棉布在16 世纪末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棉布。学者全汉 推算1565至1765 年间，从美洲运到菲律宾的白银共计2亿比索（比索是前西班牙殖民地广泛采用的一种货币单位，一般认为折合中国库平银七钱二分）。根据学者德科民（De Comyn）的计算，1571至1821 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计4亿比索，其中的1/4到1/2流入中国。全汉 则认为比例高于1/2，加上欧洲各国经由贸易带来广州的4亿元，他估算1700至1830年间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为6亿元，折合约4.3亿两。
出生于德国的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对白银的研究曾经在公共领域引发不少关注。他的理论体系将当时东方的地位与吸纳白银的能力挂钩，对白银流入的统计高于全汉 及其他专家，争议颇大。他认为1493至1800 年，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黄金产量的70% 来自拉丁美洲，其中超过80%的白银运抵欧洲，而欧洲又将其中40%运往亚洲，留在美洲本土的仍有20%运抵亚洲。其结论是全球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0000吨（自1545年起为137000吨），产量一半归于亚洲，这期间共计输入中国的白银约6万吨，约为19.2亿两。这一结果很可能过高，不过也显示出明代吸纳白银之巨。
虽然各家估算数据不一致，但中国在明清之后成为全世界白银的“秘窖”，这是无可争议的共识。关于明清之际白银数据，各类研究很多，不少学者的目标都是给出自己的标杆，在这一领域留下参照系。
古代经济估算不容易，即使是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对世界GDP 的估算成为最权威来源之余，估算本身也存在诸多争议。具体到中国白银，不仅涉及各种度量衡，而且资料来源零散且单一，因此读者应相对冷静地对待各类白银流入与流出的数据，在数字之外更留意趋势的变化。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所言，在推测性的计算中，数字只有与历史背景相符时，才是可信的。毕竟在长时段的计算中，任何参数的极小误差最终都导致结果的极大偏移。
明代之后，白银流入依旧。清代货币制度基本延续明朝“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制度，前朝纸币教训也使得清朝基本远离类似实验。当海外白银全面介入中国经济之际，其流动往往不再受中国政府控制，给中国带来诸多影响，这一情况即使到了民国也是如此。20 世纪30年代就有人断言，“银价问题乃是中国近代金融经济的中心问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鸦片导致的“漏银”成为不少股肱之臣对道光皇帝的主要谏言。
鸦片战争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姗姗而来的中国现代金融中介在海外对手的竞争中艰难前进。即使白银在市场一直的自发选择中胜出，中国货币制度其实也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多年以来帝国最重要的财税大权旁落于海关控制之下，甚至到民国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货币体制。
四
20 世纪初，在日本留学热中，一位26岁的中国学生在日本京都完成自己的经济学教育，临别之际，他和老师们一一告别。其中一位日本老师对他说:“中国（China）这个名字只能算是个地理名称，不像个国家。北京政府的政令不能出都门，各省各地区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各自发钞票铸铜元。你现在准备回到哪个地区去？我看，你要回去，很可能无路可走。”
那个学生是资耀华（资中筠女士父亲），他见证了白银一步步退出民国货币舞台的历史。那位老师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即由他首先提出。内藤湖南的观察相当准确，货币的混乱解释了中国政经的萎靡，可以追溯到明清甚至更早。
民国时，白银依旧通行国内。北洋政府孱弱，除了袁世凯在币制统一方面稍有建树，各类滥发纸币事件不胜枚举。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央集权加大，中国终于有能力“废两改元”。国民政府原本计划是从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美国《白银收购法案》，中国再次“升维”，跳过金本位，直接进入法币阶段。法币原本是中国货币制度的全新升级，堪称统一货币的一次成就，但在内忧外患之下，金融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其结果也并不美妙。法币滥发无法遏制，而取代法币的金圆券的滥发更是史无前例，惊人的通胀纪录。这次的纸币试验以一个政府的陨灭为结果。而白银在纸币被遗弃之后，又在民间暗中复燃，以此而言，纸币是中国未能把握的制度红利。
五
宋金元明一次次纸币滥发，其实源自财政困境。财税是帝国运转的根基，而中华帝国的收入始终主要依赖农业。如此环境之下，对于商业的态度基本是压抑，未能走出传统财政的窠臼，人均收入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再加上税收系统的低效，进一步固化了帝国的组织僵化。对比之下，欧洲王室传统收入原本是地产地租、司法收入等，随着西欧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前后日益走向重商主义，关税和其他捐税日益重要，在英国其已超过皇室收入的一半。国王依赖商人获得财政收入同时让渡政府权力，最终通过宪政财政带来制度的飞跃。
中华帝国税收的拮据，主要症结为其征税能力有限。皇权集中之下意味着事无巨细都依赖皇帝决断，财政制度看似完备，其实效率低下。财政领域缺乏专业机构代理，户部尚书名义管理财政，其实只是会计功能。如此一来，从元明清乃至民国，多数情况下政府财力只够维持，一旦遭遇灾害或者战争，往往陷入入不敷出状态。黄仁宇言，对比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的开放性，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具有收敛性。帝国的制度内卷化（involution）导致了体制僵化，在世界风向改变之际并没有随之改变，当西方走向了工业革命，明清帝国除了安于享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之外，并没有对帝国政体做出本质修正。
明清赋税并不那么严苛，税率维持在1/10左右。中国政府被认为是传统的“守夜人”政府，除了不与民争利的传统思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能力有限。明清税收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其正式税收往往以维持每个朝代之初财政总额的方式固定，这就导致其财政安排往往是正式税收和隐形费用的结合，在官方正额财政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刻，各类摊派征收就会出现。
简单对比中西金融制度，从表面观察很容易找出中国金融史缺失的一环，即中国政府没有举债能力，所以没法诞生债市及其相应的制度。但这种观点不无局限，晚清之后，中国事实上尝试了各种内债外债。清朝财政被公认为在咸丰之前维持收支相抵毫无问题，但是随着太平天国等战事爆发，财政压力骤然增加，不得不借助厘金政策。随着战争不断恶化，海外势力蜂拥而来，也带来了新的融资工具即公债。
早在1867 年，在“饷需繁急”理由之下，晚清权臣左宗棠西征军费即依靠对外举债，当时用海关税票担保，杭州商人胡雪岩从中斡旋向上海洋商借银120万两，开左宗棠本人6次对外借款先河，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外债的起源之一（此外也有说法称同治四年为中国外债起源之时）。甲午之后，外债越发成为财政窘迫的大清帝国的主要造血机器，不少洋务运动资金也来自外债，庚子年后每年需要偿还的外资数量也翻番，年偿还额在4000万两之上。
这种新兴债务关系，根植于财政与军事的双重溃败，中国的大小财源甚至土地往往沦为抵押品，并没有带来中国金融制度根本性的变革。对金融机构而言，利益最丰厚最稳定的部分主要被国外银行分走，香港与上海外滩此起彼伏的外资银行大楼堪称这段历史的结晶。外资银行在华势力范围往往由宗主国决定，典型如汇丰银行，根据杨端六所著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记载，清政府在1895至1911年对外政治借款9次，汇丰银行单独承担3次，与德华银行合作2次，其余也是多国银行合作完成。
至于中国国内商业机构，无论是资金势力还是进入门槛，最初根本无力与国外同行竞争，到后来国内银行有机会参加公债发行之际，却始终无法摆脱政府赖账的可能，更不用说权力之手间接控制乃至直接勒索。从胡雪岩到民国公债走向崩塌均可一窥究竟，更不用说中国银行(行情601988,买入)(港股03988)日后被迫增加官股。
本质上，国家债务是资本主义逻辑下的衍生金融品，马克思说公债是原始积累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国家为了维持公共权力需要公民捐税，“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而商业文明下借贷双方也需要有对应的约束。对比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提及的“四角关系”，其实中国不缺乏举债动机，甚至不缺乏举债能力，而是一直缺乏约束皇帝的要件。
由于缺乏整体制度的变革，中华帝国财政虽经不少干吏能臣改革，却始终无法突破其局限，这也使得中华帝国在明清后一直深陷效率低下的循环。即使到了现代的国民党政权，按照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的估算，其1931年的财政支出水平尚且低于1880年的明治政府。相应的组织动员能力，也始终未能深入中国内地尤其农村地区，而这些巨大的空白又成为对城市进行割裂与包围的根据地，最终城市在军事和经济上双双失去优势，国民政府的溃败由是可以视作其脆弱的财政体系一开始所注定的。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财政银行对于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意义重大，日本与德国的发展都是这样的案例，即唯有强大的财政体制，才能支持预算投向经济发展，随之形成经济发展支持政府的正反馈。换言之，没有财政实力，其实并无能力支撑一个行政体制的现代化转型，而中国明清以来一直未能形成这一正循环，即使民国政府亦未能完成其财税的现代化转型，政府一直缺乏充分的税收支持。
从宋元明清到民国，过去的财政困境放在今天也不陌生。在制度经济学层面，财税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租金，透过财税关系即可审视制度关系，而货币正是二者之间的连接。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说，强盗之所以变成坐寇而不是流寇，正是因为坐寇的收入比流寇更高更为稳定。
六
为什么东方在近代之后落后于西方，这可以视为有名的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的衍生回音，或者说经济史的圣杯，迄今仍旧引发无数回应。历史学家纠缠于工业革命之类的宏大事件，货币金融的维度很少被提及。实际上，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有了金融革命，而这种金融革命正是资本主义得以起飞的原因。以此而言，中国历史的死结未必归于白银，但是白银的命运却可以提供可能的解释与答案。
1262 年，世界文明的两个极点。西方的威尼斯与东方的南宋都面临着来自战争的阴霾，而战争对应的融资需求更是千钧一发。几乎同时，双方的当权者都设计出了应急方案，都涉及当时最为前沿的金融创新。南宋的贾似道以不断贬值的会子买公田，掠夺民间财富以此为军资，威尼斯通过议会授权政府以税收作为抵押，当财政出现赤字的时候发行公债，付给5% 的利息。事后来看，威尼斯的金融创新激发了政府债务作为资本的魔力。中国滥发会子并没有重新获得市场青睐，民间的不满与动乱，蒙古人兵临城下。最终，中国在纸币的崩溃中走向了白银之路，几乎决定了两者后来不同的命运。
无论纸币还是白银，中国货币体系前现代化的症结之一，在于一直没有实现银行化。中国货币无法银行化，导致中国的纸币化道路失败，不得不走上白银之路。没有银行，没有白银铸币化，就谈不上从银行券路径创造纸币，货币只能以称量货币的形式存在，导致各种混乱与落伍；没有银行，中国的储蓄无法资本化，因为唯有贷款等业务才能解放资本的约束，创造更复杂的信贷交易；没有银行，中国的商业机构也无法公司化，既无法做大也无法走出人际关系限制；还是因为没有银行，货币发行也因此未能集中化，无法衍生出中央银行之类的银行。
中国为何没有诞生现代银行业。无银行，则无现代国家，无现代国家也很难诞生真正意义上的银行系统。
银行成为中国经济无法突破所面临的封闭循环的关键缺失。对比之下，日本在19世纪数十年变革中，银行体系对于工业襄助甚大。日本银行在试错中不断进步，先参考美国模式，然后参考了英国模式与德国模式，导致明治时期日本银行呈现出三种主要形态:首先是为财阀融资的超级银行，其次是政府设立的政策系银行，再加上1000多家服务本地市场的小银行。这样实业家、银行家与政府彼此结盟，带来日本现代化狂飙突进的一幕。
银行在中国难以生根的历史，也对应着白银在中国的挣扎历程，二者构成中国经济史的隐匿金融线索。票号在晚清曾经一度鼎盛发展，随后在20 世纪初遭遇业务挑战，曾经谋求转型新式银行，但是它们的规模很小，加起来还不如一家刚刚成立的户部银行，从管理、业务到规模其实与新式银行完全不同，这使票号难以转型成新式银行，更不用说在政治层面谋求类似的认可。
白银始终胜出是市场的选择，是帝王也不得不勉强接受的结果，是政府民众的“双输”。而中国一直无法摆脱既定制度惯性的束缚。
王迪 资深策略分析师
全国黄金交易从业资格证编号：G2016061199000179
《水皮杂谈》节目特约智胜黄金分析师，10余年金融投资行业工作经历，国内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其投资分析领域横跨股票、期货、外汇、现货等多个品种，整体对趋势交易的领悟和操作有其特有观点。并研发出《背驰递增递减策略》及《趋势线生长原理》，长期受到广大投资者的关注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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